来源：再建巴别塔   胡河清

金庸小说的情感系统

文 | 胡河清

金庸的新派武侠小说不同于传统武侠小说的特色之一,在于它呈示了一个完整而独特的情感系统。按照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任何一种情感形态都不能完全游离于文化传统对于民族心理的先验规定之外。金庸是海宁查氏的后人,有着一个古老的名宦世家的血缘。他的情感体验,尤其具有一种饱经沧桑的家世感,“接通”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小说为现代人提供了一个独有的视点,由此可以观察到中国文化范围内各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情感形态。且让我们走进金庸小说中的情感世界,体验一下古中国人那平静的外表下深藏着的复杂的生命感受吧。

（一）

《书剑恩仇录》肯定不是金庸最好的小说,但却是金庸小说描写情感生活的一个开端。陈家洛和香香公主的爱情美得犹如一场空灵的梦幻。一个是江南名门的风流公子,一个是绝塞西域的多情公主。中国南北两极的不同气质在这里发生了交媾。这在高度封闭的中世纪中国,确实是难得的机遇。乾隆送给陈家洛一块晶莹熟糯的温玉,上面镌着：“情深不寿,强极则辱”,大概己经预示了这场太过纯洁的爱情的下梢。香香公主不久便玉陨香消了。天山的明珠埋到了中土深处。只有她的小影葬在陈家洛的心头。

就独特性而言,这部小说中描写的男人间的兄弟手足之情似乎给人留下的印象更深。乾隆和陈家洛都是海宁陈阁老的骨血。然而历史却开了他们一个近乎荒诞的玩笑。一为满清的帝王,一为反清复明的天地会首领,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冤家。有的评论者指责陈家洛对待乾隆“太过软弱”，殊不知这种“软弱”正表现了金庸对于中国传统人情的把握之精微。乾隆和陈家洛不过是小说的文化代码,而他们之间的“情”却是中国人中间真实存在着的。

儒家文化体系历来是以家庭血缘作为人的情感网络的中心的。因此“亲情”自然成了维系家庭关系的主要纽带,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中国传统把兄弟称为“手足”,而妻子的地位不过是像随时可以更换的衣裳,原因也在于此。这种心理习惯已沉淀为中国人的一种重要的情感形态。对于中国人来说,兄弟手足恩义的断绝是非常困难的。鲁迅小说《伤逝》中细致入微的恋情描写,也被有的论者认为是表示周氏兄弟因精神信仰不同导致情感破裂后承受的身心痛苦的隐喻。

乾隆与陈家洛在海神庙深夜相认是小说的中心意象。乾隆具有帝王的刚果威严;而陈家洛相较之下比较年轻俊雅、稍带些女性意味,因此显得比较主动。可以想象,陈家洛潜意识中呼唤失去兄长的情感空缺存在巳久。这种心理需求与文化传统中关于骨肉亲情的神圣化律令结合在一起,使他对乾隆的爱慕达到了不能自已的地步。经过了长期政治上的尖锐对立之后，潜伏在血缘深处的遗传密码还是如此有效。长堤之外,钱塘夜潮如玉城雪岭冲天盖地而来。这其实是主人公心潮的暗喻。在传统中国人的情感世界中,确实没有比亲人的骨肉之情更持久不退、汹涌澎湃的感情潮水了。

连陈家洛将香香公主让给乾隆,也不仅是某种政治策略，而应该从他的“恋兄情结”得到解释。在他对乾隆的迷恋心情中,似乎由哥哥来享用这一场美丽得惊人的情缘与自己亲身体验已经没有什么不同了。陈家洛爱乾隆就好像古希腊美少年爱他的水中倒影一般。

这也证明了在传统文化濡染下成长起来的英雄人物要摆脱血缘亲情的困难。陈家洛所属的天地会的道义原则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然而究其实质,还是根据儒家文化的类推思路将血缘感情推广为社会感情而巳。所以他在政治行为方式上最终毕竟不能突破传统价值观念的藩篱,成了血缘原则的囚徒。

（二）

《雪山飞狐》中苗人凤和胡一刀在北国雪原上进行了四天大比武,不分胜负,这也许是金庸小说中最移人心魄的情景。这并不是因为有关比武的技术性细节处理特别精采,而是由于在比武过程中交织着这两位大侠富有人性意味的情感经历,使冷酷无情的刀光雪影之间燃起了一盏充满人情诗意的明灯。

苗人凤和胡一刀的先人由于一场政治误会而结下了血海深仇,从此两个家族之间便开始了一场政治复仇的马拉松。怨怨相报的血腥历史轮回延伸到苗人凤和胡一刀这一代时,他们又成了两只受家族复仇意志操纵的轮子。在比武之先,彼此间的最高目标就是杀死对方。

然而在比武的过程中,两位大侠都发现对方的武功有独造精微之处。他们都是天下一流的武学高手,对武术的爱好终于暂时压过了嗜血复仇的欲念。他们白天比武,晚上切磋武艺,从而开始发展了一种伯牙锺子期式的大师级的友谊。同时,在感性交流的亲密状态中,苗人凤和胡一刀终于发现彼此都非原来想象中的家族战争中的冷冰冰的抽象政治符号,而是有血性义气的年轻人。由此他们在技艺上的理解又进而变成情感上的相互爱慕,下杀死“哥们”的辣手变得越来越困难。

这种发生在世仇之间的友谊显然已经超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允许的范围。儒家文化的情感系统是非常明确地以家族利益来划线的。而且封建时代的政治斗争,一贯是主张天无两日,两雄不并立的。为了实现复仇的目的,任何手段都是合理合法的,fairplay被看成是一种软骨头的退让屈膝行为。面对苗人凤和胡一刀的越轨行为,传统必然要显示它不可侵犯的权威。田归农就是被传统假以实施报复的一只铁拳，他用抹在刀上的毒药夺走了胡一刀的生命。这一行动具有双重意义。首先,这意味着一种警告,任何忘却家族义务的行为都将在这一历史系统中受到最严厉的制裁。其二,也显示了如下规律:在封建社会的政治斗争中,是无须顾忌使用任何形式的阴谋手段的,公平决斗和fairplay之类的政治伦理只能受到历史无情的嘲笑。

为什么《书剑恩仇录》中的乾隆和陈家洛能够重修旧好,握手言欢,而《雪山飞狐》中的苗人凤和胡一刀最后还是不得不以鲜血结束了他们之间的短暂友谊呢?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前者存在着亲缘关系,后者却是世仇。传统于此显示了对于人们情感生活和行为后果的强大制约力。

（三）

《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写得最好的，都是有关男人间的情谊,而金庸描写男女间恋情的最上乘之作,则应推《神雕侠侣》。

“杨过一回头,猛见崖壁上用剑尖刻着两行字,一行大的写道:‘十六年后,在此重会,夫妻情深,勿失信约。’另一行较小的字写道:‘小龙女嘱夫君杨郎,珍重万千,务求相聚。’”

小龙女并不是平凡的少女,她的身上有一股修炼而得的仙气,使得杨过神魂颠倒而又永远捉摸不透。她通向杨过的精神隧道就是东方神秘主义的所谓“缘”——一种不能加以理性分析的心灵默契。小龙女神秘的失踪并没有使这种“缘”有任何削弱。反之,在十六年的离别时光中,小龙女的幻影越来越加强了对杨过的情感占有。小龙女成了杨过情感上的宗教,心灵里的观音,以致当他跳下断肠崖时,已完全为她那精灵式的存在迷惑而丧失了辨别生死间畛域的能力。

杨过和小龙女的重会同样有一种是耶非耶的梦幻色彩:

“两人说了半天话,小龙女回进屋去烧了一大盆鱼,佐以水果蜂蜜。潭水寒冷,所产白鱼躯体甚小,却是味美多脂。杨过吃了一个饱,只觉腹中暖烘烘地甚是舒服,这才述说一十六年来的诸般经历。他纵横江湖,威慑群豪,遭际自比独居深谷的小龙女繁复千百倍,但小龙女素来不关心世务,只求见到杨过便万事已足,纵是最惊心动魄的奇遇,她听着也只淡淡一笑,犹如春风过耳,终不萦怀。倒是杨过絮絮问她如何捉鱼摘果,如何造屋织布,对每一件小事都兴味盎然,从头至尾问个明白,似乎这小小谷底,反而大于五湖四海一般。”

杨过和小龙女的情愫,全然没有D.H.Lawrence笔下的那种西方式生命体验的immediate(直接性)和violent(强烈)。但却是由神秘主义的精神感应联系起来的,因此内省的深度则非西方式的情感生活所能比拟。富有东方诗学精神的德国存在主义哲人海德格尔曾经引用里尔克的诗句:“不管‘外在空间’多么巨大,所有恒星间的距离也无法与我们内在存在的深层维度相比,这种深不可测甚至连宇宙的广袤性也难以与之匹敌。”(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117页)这简直可以视作杨过和小龙女重会时的心灵体验的现代性诠释了。小龙女正如她的名字所具有的暗示意义那样,是佛的化身。她的内在生命景观具有东方神秘主义的极度深奥性,已经接通了与宇宙本体之间的信息线路。这种通过内省参禅累积起来的精神能量慑服了具有向外扩张倾向的杨过,使他顿悟到了这“小小谷底”的精神维度要比“五湖四海”更为深厚。

这种东方式的精神恋爱显示了消解生命意志的强大功能。对于诗意存在的追求超过了对于人类、社会的关怀,其结果必然是彻底从历史过程中引退,返回到对于生命内在景观的静观默省之中。杨过正是走的这样一条道路。他和小龙女重会之后,便一步步地从历史舞台上退却了。在天下英雄第二次“华山论剑”以后,“却听得杨过朗声说道:‘今番良晤,豪兴不浅,他日江湖相逢,再当杯酒言欢。咱们就此别过。’说着袍袖一拂,携着小龙女之手,与神雕并肩下山”。昔日那位骄傲得像天神的武林叛逆杨过已不复存在,小龙女在他的躯壳中塑造了一个新的灵魂——里面藏着东方传统的深奥和冷漠。

杨过终于成了佛的情人。当他的心修炼得像水晶一样透明时,观音娘娘书写的“缘”字就会折射进来为他和小龙女祝福。多么高华而严冷的东方式心灵意境！

（四）

《倚天屠龙记》则描写了另一种中国特有的社会情感——同门之谊。金庸说:“这部书情感的重点不在男女之间的爱情,而是男子与男子间的情义,武当七侠兄弟般的感情,张三丰对张翠山、谢逊对张无忌父子般的挚爱。”确乎如此。

要理解武当七侠之间那种感情联系的社会本质,就不能不窥探一下相貌古怪的张三丰的深藏不露的精神世界。“他以自悟的拳理、道家冲虚圆通之道和九阳真经中所载的内功相发明,创出了辉映后世、照耀千古的武当一派武功。”必非常之人始能行非常之事,张三丰当时实际上已居于武林天子的地位,这除了武功的杰出而没有处理人际关系的非凡才能的配合是根本不可能达到的。

张三丰成功的奥秘之一,在于他培植了一个庞大的武林帮会。同时为了长期维系这个帮会社会操作的有效性,他还相应建立了一整套宗派情感网络。张三丰本人就是这个帮会情感网络的总调节器。而其调节手段则充分体现了张三丰发明的太极拳术固有的柔性特质——即所谓“冲虚圆通之道”。

当弟子们的感情温度热得超过了帮派整体利益所能允许的程度时,张三丰就要出来“冷却”一下。如张翠山携殷素素归来,俞莲舟等人表面上语气冷淡,目中只称她为“殷姑娘”,但待殷素素走开,他们却对翠山信誓旦旦：“便有天大的祸事,二哥也跟你生死与共”。但是翠山夫妇的行为已经得罪了天下各大武林门派。如果听任让徒弟们为了保翠山同生共死无异于将武当派的百年基业拱手送给别人。张三丰对这种自杀性的情义显然是不能允许的,所以他才坐视张翠山自刎以谢天下。“张三丰爱徒惨死,心如刀割,但他近百年的修为,心神不乱,低声喝道:‘进去！’”在这攸关帮派生死存亡的时刻,张三丰显示了一位百岁中国老人通过内在修炼获得的巨大精神力量。他居然还对逼死爱徒的少林僧还了一礼,“淡淡的道:‘恕不远送。’”

但如果张三丰就此作罢,就会显得过于冷酷,从而破坏维系情感网络的道义准则,从而使系统面临崩溃的危险。当少林僧众走出厅堂,殷梨亭怒喝：“你们……你们逼死我五哥……”接着便伏尸大哭起来。几个省略号之内,其实已隐隐伏着对师父过于冷静理智的不满。

为了弥补这种情义上的空缺,张三丰便对中了玄冥毒掌的张翠山的遗孤无忌表示了异乎寻常的关切。他不仅不惜把自己的内力源源输入无忌体内,而且在一切治疗努力失效之后,毅然决定带无忌上少林寺求九阳真经。作为一位开宗立派的大宗师,为了救一个婴孩的性命不惜自降身价,回到早年被逐出山门的少林寺去向晚生后辈们讨教,实属讲究论资排辈的帮会史上的史无前例之举。但他这样做,主要还是向弟子们作出的一种姿态,表示了张翠山在他心目中占有的地位。这确实是一个高明之极的政治手法,张三丰通过此举又一次完全收伏了弟子们的心,宗派情感网络终于恢复了正常运行。

为了证实张三丰的行为的真实含义,可以参看他对付另一位徒孙宋青书的态度。青书经不起陈友谅的威逼利诱,痛叛师门,企图谋害太师爷。阴谋败露后,他生身父亲宋远桥倒有保他一条性命的心,可是时年已届一百一十岁的三丰老人却“右手挥出,啪的一声响,击在宋青书胸口。宋青书脏腑震裂,立时气绝。”这表明在关系到帮会整体利益和自身安全的时刻,张三丰可不是什么妇人之仁的“张爷爷”,他很懂得怎样使用帮会领袖的政治铁腕。这位“老人精”炉火纯青的生存策略表现了中国政治传统的深长久远。

也由此可见,像武当派这样的同门之谊,决不是通过自由意志组合起来的兄弟会,而是在严格的权威主义控制下的宗派情感网络。帮派政治领袖就是这一情感系统的总调节器。他运用巧妙的政治手腕使宗派情感网络保持着“恒温”。

（五）

在《倚天屠龙记》中,金庸还描写了一种带有浓重儒家文化色彩的父母对于子女的伦常感情,这就是张三丰的大弟子宋远桥对其子宋青书的无端溺爱。青书外表英俊,内无实际,由于宋远桥一直把他当作“温室里的花朵”娇生惯养,就丧失了应付任何政治考验的能力。他不仅背叛了武当派的政治信仰,而且还居然同意充当陈友谅的“特务”,表现了人格上极其严重的堕落。但以“君子”自居的宋远桥得知真相后,还是千方百计为儿子护短,,甚至毫无根据地想把罪责推诿给青书的情人,怪她“美色误国”。难怪野性未改的蒙古郡主赵敏要嘲笑这位在儿子问题上丝毫没有大丈夫气的宋大侠道：“我说啊,宋大侠他们事后追想,定然不怪枭獍之心,反而会怪周姊姊红颜祸水,毁了一位武当少侠。……越是自以为君子的,越会胡乱怪人。”

儒家文化是以血缘崇拜为核心的。但这种文化并没有发展出一套对于血缘延续上体现家族高贵人格传统的精神性要求,而只是空前强化了繁衍种姓的生物性欲望,这使得许多父母对于子女的感情仅仅是“怜爱”。说得苛刻一点,“怜爱”实质上是一种人对于宠物如小狗小猫的不平等情感,缺乏真正的精神含义。在这种生物性情感的笼罩之下,是很难产生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的。至于传统文化中的“君子”们,是以儒家“温柔敦厚”的人格理想范式塑造成型的,因此情感上本来就有极大的脆弱性。而对于体现儒教伦常血缘繁衍原则较常人更为深切的感受,则更使他们的“恋子情结”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像绿豆芽那样驯良脆弱的乖孩子或像宋青书那样软骨头的浪子,是“君子”家庭的两种特产。这就是古人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社会现象的真正来由。本来像宋远桥那样的“侠”,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无组织力量,也是在对子女的训练方式上最有可能突破伦常藩篱的一部分人;但事实上他的儒家式的“恋子情结”还是呈现这样纯正典型的形态,这不能不使人惊叹孔夫子教化之功的深入人心了。

金庸的《侠客行》也是一部以伦常情感为主题的小说。在石清、闵柔夫妇的溺爱之下,他们的儿子石中玉也成了一个轻浮的浪子。在描写石清、闵柔夫妇在对儿子的生物性依恋上,也许《侠客行》更具有讽刺性。在他们眼里,石中玉永远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可怜儿"。石中玉犯下了一系列恶行,石清、闵柔夫妇对此却只知“胡乱怪人”，认为这个世界上有层出不穷的坏人在阴谋陷害他们的宝贝儿子“落水”。最后万般无奈,他们只好把石中玉交给谢烟客管教。本来好端端的一对夫妇,连严肃管教儿子的勇气也没有,身心的萎缩已经接近极限了。闵柔听了这个消息之后,竟还要流泪伤心,担忧从小娇生惯养的儿子怎会煮饭烧菜,痴想着继续跟在他的脚跟后面当“保姆”！

（六）

《鹿鼎记》中充满了隐喻。韦小宝在书中充当了伪太监的现实角色；而他的情感生活和生命状况也恰如“伪太监”这三个字一样充满着一种被阉割的“辩证”,呈现出一种古怪的人格分裂状态。

一方面,韦小宝确实是一个混进太监队伍里的色情狂。他的阳具具有非凡的活力。在扩大权势的向上爬的过程中,他也拚命追求生命体验的数量。最后他成了一个漂亮女人组成的脂粉圈的中心,同时占有阿珂、曾柔、苏荃、建宁公主、沐剑屏、方怡七个女人,在最大程度上享尽了旧官场上所谓的“艳福”。

但另一方面,盲目地追求生命体验的数量,又必然导致对生命体验的质量的要求急骤下降。在韦小宝难以计数的艳遇中,找不出一次比较具有深度的情感经历。如果说小说开场时韦小宝把方怡、沭剑屏藏在自己屋里时,还有几分真诚、几分义气的话,随着他封建官场阅历的增加,他就越变越油滑、下流,碰到每一个好看女人,他都想“拧一把”。这时的韦小宝巳经完全堕落成一个动物性的肉团,他的色情狂的无限扩张与生命体验的质量要求的萎缩正成正比。就此而言,他又的确是一个恋爱的人性含义丧失殆尽的“太监”。

这种悖论式的生存状态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官场中的通病。在中国封建时代,官场性爱体验历来是权力上升运动的变奏曲,对于生命体验的数量追求往往成为权势程度的外在标记。皇帝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而韦小宝占有七个女人,也是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势地位的象征。为了最大程度地满足自己的政治虚荣心,韦小宝用了一切可以使用的权谋心术来威压利诱女性。在性爱活动中设置炫耀目的,使用政治权术,必然使生命体验的质量下降到零。因为这种作为攫取权势活动变奏曲的性爱追求必然是彻底男权主义的,上钩的只能是些精神素质低下、依附感特别强烈的女性。这也注定了平等的情惑交流在封建官场的罗曼史中是很难发生的。

（七）

《笑傲江湖》被不少评论者认为是金庸艺术上最成熟的作品,这并不在此文论列的范围之内;我想指出的是,通过这部作品的主人公令狐冲,金庸提供了一种来自于传统情感系统之外的新信息。较之《雪山飞狐》中的苗人凤,前者不过是在思想深处曾对传统价值发生了一些怀疑,但又很快地在传统思想方式的权威面前收敛了锋芒,而令狐冲则对传统的情感系统发出了一系列的具有根本意义的挑战。

令狐冲的第一次反叛是针对封建帮会情感网络发生的。他在获得自由行走江湖的权利之后不久,就有缘目睹了一种与他师父岳不群长期以来的思想灌输格格不入的文化景观:出身名门正派的刘正风和来自魔教的曲洋撇开了世俗观念上不可逾越的所谓“正邪之别”,为了艺术上的心灵共鸣而甘愿同生共死。这种崇高的为艺术而献身的意境震撼了他的良知,使令狐冲在反思中初步意识到了帮会宗派情感网络的狭隘性。后来他在华山绝顶的石穴中,结识了隐居的武术大师风清扬。在风清扬的开导之下,他进一步认识到门派的偏见是妨碍伟大的艺术境界之呈现的遮蔽物。随着他叛逆思想的日益深化,这层遮蔽物渐渐退去,他终于窥见了人生的壮阔和武术的高深。这些是他那些囿于宗派小圈子的师弟师妹们所无法看到的。相形之下,他们的人生之路越走越窄,精神世界也显得那么渺小可怜。

令狐冲的第二次反叛是对着宗派政治偏见习惯于干扰年轻人的婚姻恋爱而来的,实现了情感生活上的绝对自主权。令狐冲的情人任盈盈是一个不循礼法、放浪形骸的魔教教主的女儿,因此他们的爱情,从一开始就体现为对世俗婚姻原则的完全背弃。在任盈盈身上,看不到什么宗法情感系统中培育出来的旧女子的温柔拘谨。她设计了一系列的情感智力游戏来逗弄令狐冲。装扮“婆婆”,在绿竹巷中“隔帘授琴”,这些行为的“谜底”如果叫一个名教中的君子知道了,便会认为女方欺诈不诚而立刻吓得打退堂鼓,幸好她遇到的是也具有“魔性”的令狐冲。令狐冲不但不怪任盈盈的放诞、无拘束,反而以一种幽默的眼光欣赏着她设计的情感智力游戏的精巧。令狐冲凭直觉知道任盈盈是爱他的,这就够了。这也可以看出令狐冲已突破封建文化中的“君子”人格模式,而有了更宽阔的价值观念。

令狐冲的第三种反叛表现为对于遮蔽生命本真的金钱权势欲望的扬弃,从而真正进入生命的自由状态。在中国封建意识形态中,对于女性的生物性占有成了攫取权势活动的变奏曲。这就使情感生活进入怪诞的异化状况,生命本真的炽热景象被冷冰冰的名绳利锁所遮蔽。在这样的怪圈中,对于生命体验的质量的要求是永远无法兑现的。

为了与这种可悲的生命异化景象告别,令狐冲决定放弃对于金钱权势的追逐,甚至连“武林高手”的桂冠也不要了。他和任盈盈宣布从武林中退隐,从而开始普通人的生活。这和《神雕侠侣》中杨过退隐的文化含义之根本不同在于:杨过是受了小龙女的佛教精神感应而在爱情问题上转向神秘主义的心灵内省的,而令狐冲则由“魔女”的诱惑而追求在对传统反叛前提下获得的生命体验。入佛界易,入魔界难。令狐冲的行为为传统的情感系统带来了新的信息。他和任盈盈的权势地位降低到了零点水平,但对于生命本真的体验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此中涌动着一股从中世纪权力祟拜中解放出来的人文主义春潮。

金庸属于“五四”以后受过个性主义思潮影响的中国现代作家,因此在令狐冲身上必然有新的意识形态系统的思想情感的渗入。同时令狐冲的经历也反映了在旧的情感系统中叛逆精神的内在积聚过程。他由于思想异端导致师父为首的正统武林集团的歧视,又因内功修炼上的偏差而长期陷于精神、生理上的痛苦之中。总之,令狐冲是一个失去了社会依托感的人,同时尝到了儒、道两种主要封建意识形态遗下的苦果。这种精神上的孤立状态使他对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中的情感偏见有了较冷静深刻的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许多具有叛逆色彩的思想家都是从类似的“反常生存境遇”中磨砺出来的。

令狐冲叛逆精神的强大能量使传统情感系统显出尴尬困窘的状态。这同时也是金庸勾勒的一条重建民族文化感情生命的自赎之路。

（八）

在结束这番匆匆巡礼之际,有什么值得留给我们思考的呢?

在金庸的小说中,几乎涉及了中华民族心理生活中经常出现的每一种典型情感形态。这可以使人回溯到曹雪芹。曹雪芹的《红楼梦》就是一个反映中国人情感生活的多棱柱。金庸的小说也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具有文化典型意义的情感系统,这表明金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相当深湛的感悟。

现在不少当代小说家缺乏的正是这种对于中国文化生命脉搏的深微把握,因此他们作品中的情感生活,像是从西方小说中移来的。

和曹雪芹一样,金庸出身在一个破落的旧贵族家庭。他们都具有深远的家世感,从而从遗传密码和贵族生活方式中摄取了大量关于中国士大夫文化的隐蔽信息。同时“破落”又使他们降人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之中,领略到了民间情感生活的深广天地。

这证明了生活的反差对于作家把握情感生活的深度之重要。对于当代小说家来说,也只有不断地突破自己的生存状态的局限,才能拓宽对于民族心灵的真实体验。

金庸对于民族情感形态的丰富知识并不意味着他对这一情感系统的彻底认同。相反,他对于封建伦理束缚下的被扭曲的生命景观有着隐合的批判。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批判是在对民族心理状态的把握下获得的。作为一个小说家,他居然能通过作品中人物命运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指出一条民族伦理自新的道路,也表现了他对中国人生存状况的观察思考之深刻。

而这也就揭示了文化批判与生命体验的深层联系。这对于中国现代以来不少缺乏历史文化的内在体验而仅以空洞的反传统作为旗帜的作家,恐怕不无启发吧。

（本文选自《胡河清文存》，生活·读书·新知 上海三联书店 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