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重复两次大战的悲剧吗
2020-10-16 19:18:29
  • 0
  • 0
  • 0

来源:法意读书   原创 法意编译

图为网站文章截图

历史的警示|我们在重复两次大战的悲剧吗

作者:玛格丽特·麦克米伦(Margaret MacMillan)

译者:毕歆悦

法意导言

加拿大历史学家、牛津大学教授玛格丽特·麦克米伦(Margaret MacMillan)于《外交事务》杂志2020年9月/10月刊上发表《哪一个过去是序幕》(Which Past Is Prologue? )一文,通过回顾历史上的危机与战争,对当前时间的局势进行分析,认为不吸取历史教训注定要重蹈覆辙。本文题目化用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的名言:“凡是过去,皆为序章(What's past is prologue)。”

图为本文作者玛格丽特·麦克米伦(Margaret MacMillan)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美国的过往历史,或者倾向于搞错史实。“这是怎么回事?”据报道,他在2017年访问夏威夷珍珠港国家纪念馆时提出了如此问题。当他关注历史的时候,他总是以一个友好裁判的身份为历史发声,旨在给他的政绩加分,为他辩护:他一再声称,他所领导的政府是美国历史上最好的政府。然而,由严肃对待历史的历史学家所提出的证据却说明了另一种情况。

无论他何时卸任,在2021年初、2025年初,或两者之间的某个时候,世界将处于比2016年更糟糕的状态。中国将变得更加自信;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和俄罗斯的邻国们在网络上肆无忌惮地暗中攻击;在巴西、匈牙利、菲律宾和沙特阿拉伯,出现了一批新的铁腕统治者;世界正在努力应对COVID-19的大流行,并正逐渐意识到疫情对经济和社会影响的严重性。世界风起云涌、暗潮涌动。

使美国陷入这些麻烦其实不全是特朗普的错,但他让美国处境变得更糟。对独裁者的奉承,尤其是对来自世界上最强大国家领导人的奉承,并不能使这些独裁者变得理智,反而助长了他们的自负和欲望。华府对大流行的反应时断时续,混乱不堪,这使得美国及其邻国的民众更容易受到这种病毒的侵袭,而特朗普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是在削弱美国应对当前大流行和即将到来的大流行的能力。退出《中导条约》使世界变得更加危险动荡。特朗普对美国盟友的欺凌以及对北约和欧盟的攻击削弱了盟友几十年来为美国及其伙伴国服务的关系。尽管损失难以衡量,但美国已经失去了国际道义。

未来几十年间是否会迎来一场新的冷战,世界其他国家会选择哪一方,或试图找到一个中间地带?人类在冷战中幸存下来,一部分原因是双方庞大的核武库阻止了核战争的发动,另一部分原因是西方国家和苏联花时间相互磋商,就像长期不愉快关系中的伙伴一样,建立了一个长期协商和建立信任措施的法律框架。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中国和美国或许也能实现局势紧张但持久的和平。然而,今天这个不稳定的世界看起来更像是19世纪10年代或30年代,当时社会和经济动荡,国际舞台上挤满了众多有权势的人,有些人执意要颠覆现有秩序。当今中国挑战美国地位的情形,一如19世纪10年代时新兴强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等挑战大英帝国的霸主地位。与此同时,COVID-19流感大流行导致了经济衰退,这不禁让人想起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非常生动地表明,不受控制或无限制的紧张局势可能导致国内极端主义和国外冲突。此外,在紧张局势加剧的时候,冲突会像火药桶里的火花一样引发爆炸,特别是在那些缺乏明智领导者的国家处于危机时刻时。如果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不是在1914年6月于萨拉热窝遇刺,一战也许就不会爆发。人们只能想象,如果今天中美海军舰艇或飞机在中国南海相撞,可能会引发一连串潜在的灾难性事件。

众所周知,马克吐温说过:“人类历史不会重复,但会不断回响”,它的回响足以让人感到不安。如果接替特朗普的政府想要修复破损的世界,重建稳定的国际秩序,它就不应该把历史当作法官,而应该把历史当作明智的顾问。过去给人以警示,但也给人以鼓励。危机时刻有时也是机遇时刻。三十年战争的结束带来了威斯特伐利亚的和平和尊重国家主权的原则。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维也纳国会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为欧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几十年的和平。20世纪的世界大战为建立一个基于合作而非对抗,稳定且公正的国际秩序提出了新的思想和体制。一旦特朗普政府本身成为历史,世界领导人可以允许现有的隔阂加深,或者他们可以为国际和平与稳定而努力。

警示标志

对历史的了解可以防止突然的冲击。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发生并非毫无征兆;它们的发生是因为先前对不良行为的限制已经减弱。在十九世纪,足够多的欧洲大国,尤其是奥地利、法国、普鲁士、俄罗斯和英国五个大国开始相信,不应容忍无端的侵略。今天,当像俄罗斯或土耳其这样的国家不顾这些限制而采取行动,且几乎没有面临制裁之时,它们会变得更加胆大,而其他国家则会受到诱惑,效仿它们。

各国在实质上和风格上越来越多地诉诸对抗性政治,进一步加速了国际秩序的崩溃。他们的动机和国家本身一样古老:野心和贪婪,意识形态和情感,或只是出于害怕对方。其旨在为冲突做准备,甚至表现出这样做会将对方推向自己的对抗立场。在更和平的时代,勾勒出的可能性成为了可能,而领导人发现他们的机动自由正在缩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和日本海军都开始考虑有一天他们将争夺对太平洋的控制权。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每一个国家都建立基地、采购设备、制定战略,并进行军队训练,以应对有朝一日它们可能不得不与另一个国家作战。这使得国家之间的战争更加不可避免,因为双方都把对方的言行视为敌对意图的证据。1983年苏联击落一架韩国客机后,其领导人说服自己,美国正计划以这一事件为借口挑起战争,发动秘密核攻击。突然之间,就连美国总统里根(Ronald Reagan)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更频繁的电话通话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

公共舆论也很重要,因为它能鼓动人们参与甚至渴求对峙状态,激起领导人无法控制的力量。埃及总统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可能不想在1967年与以色列开战,但他的雄辩和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认同(比如他决定关闭蒂朗海峡)激化了本已紧张的局势。如今,中国学校数十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培养了一代更为年轻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期望中国政府能够在世界上彰显力量。

缓和紧张局势是可能的,但这需要领导层懂得耐心外交、建立信任以及妥协。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总统肯尼迪(John F. Kennedy)和苏联总理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找到了可以达成保全双方颜面的协议的方式。不幸的是,妥协对国内民众或精英们并不奏效,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与国家同享荣誉和地位,但有能力的领导人可以克服这些障碍。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在军事方面力排众议,放弃开战。他们冒着相当大的风险选择了彼此合作,从而使世界免于一场核战争。

特朗普也给国际政治留下了高度个人色彩的印记。在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专家之间就“客观因素与特定领导人谁才最重要”的长期争论中,作为总统的特朗普无疑为后者增添了砝码。他的性格特征、生活经历和雄心壮志,加之他在外交政策上所能施加的强大权力,在过去近四年里塑造了美国的外交政策,正如苏联解体给普京留下的屈辱记忆坚定了他让俄罗斯再次主导世界舞台的决心。而这两个人碰巧都领导着强大的国家。恩维尔·霍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统治阿尔巴尼亚40多年,他是阿尔巴尼亚人的暴君,也是巴尔干半岛邻国的威胁,但对欧洲及世界的和平却构不成威胁。相比之下,当德国落入阿道夫·希特勒的控制之下时,他却能够发动一场世界大战。

逝去的黄金时代

在相对稳定的时期,世界可以忍受不会造成持久损害的问题领导人。当一系列破坏性因素聚集在一起时,那些掌权者就能带来不折不扣的风暴。而我们只需回顾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国际关系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十年里,许多欧洲人——也许是其中大多数——在回顾上一个世纪时感到满意,甚至沾沾自喜。欧洲大陆走过了如此漫长的道路:它主宰了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并享受着日益增长的繁荣和人们希望的持久和平。奥地利作家斯特凡·茨威格(Stefan Zweig)称之为“安全的黄金时代”,欧洲和世界通过贸易、投资和通讯日益一体化。关于军备控制和战争规则等问题的国际法和多边协定以及蓬勃发展的大规模和平运动似乎是战争的坚定障碍。然而,欧洲也有其阴暗面,国内国际政治问题都日益堆积。在国家内部,严重的政治和阶级分裂、日益严重的劳工动乱、频繁的暴力革命运动以及恐慌的社会上层使强硬的政治体系变得更为紧张。族群民族主义的兴起动摇了如奥地利、匈牙利、英国的多民族国家的统治。对非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的瓜分无法满足帝国的欲望,大国们在贪婪地凝视着中国和奥斯曼帝国。

图为网站截图

限制欧洲列强的规范和常规惯例开始削弱。欧洲协同体早已不复从前,大国们发现要共同行动越来越困难。1911年,当意大利入侵如今的利比亚时,它打破了一个不成文的共识,即没有国家会为了日渐衰落的奥斯曼帝国承受引发一场危险竞争的风险。其他大国对此表示遗憾但并无举动,而他们的不作为不会被忽视。1912年,保加利亚、希腊、黑山和塞尔维亚等巴尔干半岛国家联手掠夺了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留下的领土,很快就因为战利品而争吵起来。随后发生的巴尔干战争比该地区受到的威胁更大。奥匈帝国视“大塞尔维亚”为威胁,而俄罗斯则因共同的东正教传统认为与其同气连枝。这两个大国几近开战。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法国可能会觉得有义务支持它的盟友俄罗斯,而德国可能会帮助奥匈帝国。经过一番气势汹汹的谈话和威胁性的举动,某种程度上的和平得以实现,这主要应归功于德国和英国,它们出于各自的原因不想发动全面战争。然而,战争恐惧留下了相互猜疑和怨恨的毒瘤。俄罗斯决心在未来支持塞尔维亚,而奥匈也同样决心摧毁它视为致命敌人的国家。

这一系列危机表明,战争在欧洲政治中仍然存在明显的可能。此外,一些政治家曾认为将欧洲大陆划分为两个联盟体系可让二者相互制约,但结果却适得其反。基于对树立威望以及让盟国伙伴高兴的需要,俄罗斯很难不向塞尔维亚提供援助,无论这个小国的行为多么鲁莽。德国领导人则担心,如果他们不支持奥匈帝国,他们就有可能失去唯一可靠的盟友。法国急于维持与俄罗斯的同盟关系,认为这是对德国的制衡,即使这意味着支持俄罗斯与奥匈帝国的争端。

到1914年,对抗成为所有参与者的首选,除了英国,它仍然希望防止或至少避免参与欧洲的全面战争。各国政府已经习惯于采取威胁行动,无论是通过军队行动还是召回外交官。欧洲的陆军和海军数量正在加速增长,这进一步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公开和私下的公共辞令都变得更加尖锐。在1913年的一次家庭婚礼上,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斥责他的英国堂兄国王乔治五世选择与法国这样的腐朽国家以及俄罗斯这样的半野蛮国家站在一边。整个欧洲的新闻界都在煽动仇恨,报道有关敌人阴谋的恐怖传言。尽管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许多欧洲人已对战争做好了心理准备。对自己军队的过分尊重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广泛影响,促使人们相信战争是一个国家生存斗争中崇高而必要的一部分。

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确信潜在的敌人即将成为真正的敌人。德国最高指挥部担心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过快,以至于到1917年德国与这个东部邻国的对抗中将失去优势。德国领导人还认为,法国必然会在冲突中援助俄罗斯,因此德国将只能两面迎敌。类似地,俄罗斯军方认为除了对奥匈帝国和德国发动两线战争外别无选择。

阻止局部冲突蔓延为整片大陆的灾难的唯一机会取决于文职领导者最终是否决定签署动员令,但那些名义上的负责人不适合承担这份责任。奥匈帝国、德国和俄罗斯的政府都未能及时得知军方的计划。即使是有着文官治军悠久传统的英国和法国,其军方领导人也制定了海陆联合备战的计划,这可能超出了政府的预想。

在和平的最后时刻,即1914年7月和8月初,使欧洲避免冲突的任务逐渐压在少数人身上,尤其是德国凯撒·威廉二世、俄罗斯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和奥匈帝国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事实证明,每个人都无法承受那些鼓吹战争的人的压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在以前的对抗中退缩的凯撒害怕被称为懦夫;沙皇害怕自己的王位和俄罗斯的荣誉受到侵害;皇帝年老多病、孤身一人,无力反对他的将军们。所有人都签署了他们面前的动员令。后两人在1918年战争结束前便已去世;威廉失去了王位,流亡荷兰。欧洲永远地改变了:奥匈帝国消失了,俄罗斯正处于内战的痛苦之中,作为胜利者的英国和法国与1914年相比国力锐减。全球力量平衡发生了变化,大西洋彼岸出现了一个新的国际大国,而东面是一个变得更为强大与自信的日本。

被误解的十年

史学家们常评价1919年的巴黎和平会议是失败的,且仅是1920年代独裁者不可避免的崛起与世界滑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的确,欧洲和世界在1919年面临许多问题。正如战争结束时经常发生的那样,盟国正在分裂,胜利者和失败者都觉得他们没有带着他们应得的战利品走向和平。德国人,尤其是右翼人士,厌恶《凡尔赛条约》,而许多法国人则认为条约过于仁慈。意大利和日本辩称,尽管他们是胜利方,但他们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奥匈帝国的继承国和从俄罗斯帝国衍生的继承国弱小且经济脆弱,内部阶级种族分裂,相互容易发生争端。建立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所有国家都有大量的少数民族,而且常常相处不愉快。国际共产主义也加入了这易爆的火药桶中。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胜利,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革命浪潮。随着对苏联的日益顺从,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共产主义政党纷纷冲击本国现有的民主结构。

然而最近,一些历史学家开始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十年,认为这是朝强大的国际秩序取得真正进展的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迫使人们分析世界出了什么问题,以及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防止再次发生这样的灾难。自上个世纪以来,国际合作的价值一直是一个常见议题,各国已经为此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通过多边协定,国际法院,甚至国际会议来处理世界大流行病。因此,当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他著名的十四点原则演讲及随后演讲中阐述他对新世界秩序的愿景时,全世界都是他乐于倾听的热情听众。

尽管没有美国的加入,但基于威尔逊的想法在1920年创立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它创建了一个国际机构,保障其成员国安全,并有权对侵略者实施包括战争在内的制裁手段。其成立的最初几年充满了希望。它解决了1923年希腊和意大利之间可能升级为全面战争的争端,监督了欧洲争议领土的公民投票,并协调了一系列国际机构,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及的国际劳工组织的前身。美国从外部支持联盟的大部分工作,并继续协助欧洲的和平建设。在政府的支持下,美国谈判代表帮助促成了两项关于德国赔偿的协议,即1924年的道威斯计划和1929年的杨格计划,这两项计划以包括外国贷款在内的一系列方式促使德国付款,并减少了还款的总额。

总的来说,20世纪20年代是国际合作而非对抗的时代。除苏联外,主要大国的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支持和平的国际秩序。1921年和1922年,美国在华盛顿举行了重要的海军裁军会议,促使太平洋的海军竞争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得以暂停。也是在这一会议上,与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九个国家签署了一项尊重中国领土完整的条约。日本政府虽然仍对巴黎和平会议的结果感到愤怒,但认为自己是国际秩序的一部分,并与各国合作以维持国际秩序。1923年至1929年,在德国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斯特雷斯曼(GustavStresemann)的开明领导下,德国加入了国际联盟,并再次成为国际社会中受人尊敬的成员。与法国政治家阿里斯蒂德·布里昂(Aristide Briand)一道,斯特雷斯曼致力于为法德之间深入理解奠定基础。1926年,两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在意大利,贝尼托·墨索里尼扮演了一个政治家的角色,与法国和英国合作以缓和和平协议带来的紧张局势。在1925年的洛迦诺会议上,德国接受了新的西部边界的决定,并同意与比利时和法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意大利与英国一同充当了保证人。1928年的《白里安—凯洛格公约》的50多个签署国,其中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苏联、英国和美国,主张放弃将战争作为解决争端的手段。

20世纪20年代的美好愿景被大萧条打破了。银行倒闭,国内生产锐减,世界贸易量急剧减少,这导致了大规模的失业,即便在繁荣国家贫困也加剧了。公民们对他们的领导人应对危机的能力失去了信心,更不妙的是,他们常常对资本主义和民主失去信心。其结果是左翼和右翼极端政党的壮大。虽然一些民主国家能够调整并生存下来,但另外一些国家却不能。在德国,魏玛共和国在1933年以不体面的方式迎来灭亡,当时反民主的保守派人士邀请纳粹党领袖担任元首,愚蠢地认为他们可以利用他达到自己的目的。相反,希特勒利用并抛弃了他们。在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军国主义者夺取了政权。墨索里尼察觉了这股政治风向并最终加入了轴心国阵营。

其余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专注于国内问题,迟迟没有意识到世界秩序的日益严重的威胁,没有采取及时行动。法国面对国内政治分歧的加深,指望英国做出对应的措施,但英国也有自己的国内问题,并且由于过度的海外扩张,帝国内的问题日益增长。两国都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但刚上任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专注于解决自己国内的问题。

权力受限于成员国授予的国际联盟,在公开侵略行为面前无能为力。1931年,日本违背了盟约以及条约义务,占领了中国的满洲地区,却几乎没有受到真正的惩罚。四年后,墨索里尼对埃塞俄比发动了野蛮的征服战役;同样,民主国家没有采取制裁措施。早在1933年,希特勒带领德国退出了国际联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一步一步违反了《凡尔赛条约》的条款,于1936年出兵莱茵兰,于1938年吞并了奥地利。1938年,法国和英国把捷克斯洛伐克很大一部分领土割让给德国,以绥靖政策对待希特勒。1939年,仍不满足的希特勒侵夺了捷克斯洛伐克剩下的领土。面临投降与抵抗两种选择,法国和英国最终选择了后者,战争由此于那年秋天爆发。这一次,战争不再是鲁莽的紧急政策或软弱政府带来的结果,而是强大领导人有意在寻求对抗。那些本可选择反对侵略者的人,比如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当时却选择安抚侵略者以求能避免战争。面对国际条约和国际法条遭到屡次违反的情形,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们不采取行动使得国际秩序最终崩溃。

不祥的回声

在罗斯福的领导下,同盟国的政治家们决心从这次错误中吸取教训。即使在战争肆虐之际,他们也为建立一个更新更好的世界秩序阐明了基本原则并规划了有关机构。然而,四分之三个世纪后,这一秩序显得岌岌可危。COVID-19大流行摧毁了世界经济,阻碍了国际合作。如两次世界大战战前一样,紧张局势正在加剧,大国对抗加剧且地区冲突频发,例如最近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小规模冲突,就有将其他国家卷入纠纷的危险。与此同时,大流行将动摇公众对本国政府的信心,就像彼时的大萧条一样。曾经看来不可侵犯的准则,包括反对侵略和征服的准则,现在已经被违反。俄罗斯在2014年以武力夺取克里米亚,特朗普政府于去年对以色列吞并戈兰高地的既成事实给予祝贺,并且将很可能认可以色列对1967年曾征服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存有的吞并威胁。其他国家是否会效仿俄罗斯和以色列,正如1910年代和30年代所演的那样?

随着当前世界秩序的削弱,对抗变得更加明显。俄罗斯继续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插手,普京幻想着能瓦解欧盟。美中关系越来越具有对抗性,两国在贸易、先进技术和战略影响力等问题上争执频发,双方都在酝酿着一场可能的战争。人们很容易轻描淡写这种姿态,仅仅是为了作秀,而自满地认为,世界将度过即将到来的危机。人们可以猜测这些可能是什么,但不可能预见不同因素将如何交叉,或以何种顺序相交。世界如何应对将取决于其机构的实力,在关键时刻则取决于领导人。优柔寡断的领导人可能会恶化糟糕的局面,正如1914年一样;强硬且无情的领导人会制造战争,就像1939年一样;智慧和勇敢的领导人则可以引领世界挺过风暴。就让我们一起祈祷这最后一类领导人懂得些历史吧。

翻译文章:

Margaret MacMillan, Which Past Is Prologue? , ForeignAffairs,September 2020

文章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8-11/history-which-past-prologue

 
最新文章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