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的反思与重建

再读J.D.彼得斯的《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

本文原载于《国际新闻界》2017年02期

本文作者：

邓建国，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系副教授

书籍信息：

作者: [美] 约翰·杜翰姆·彼得斯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原作名: SPEAKING INTO THE AIR：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译者: 邓建国

出版年: 2017

ISBN: 978753277279

一

关于《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

《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英文第一版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于1999年，作者是爱荷华大学传播学教授约翰·杜翰姆·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

该书融宗教、哲学、社会、历史、文学、政治和媒介技术史为一炉，将传播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置入上下数千年的大背景中，既体现了传播学研究的人文取向，也以一种通俗大众的表达方式激发了公众对传播的兴趣，为突破美国实证主义传播学研究传统提供了可行的路径——作为撒播的传播——而成为传播思想史的奠基之作。也正是因为这本书，彼得斯一举成名。该书出版后，在传播学界乃至公众中间发起广泛的对话。

这种广泛对话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该书出版一年后就获得美国全国传播学会“修辞与公共演讲”卓越学术奖。英语传播学界发表的对该书书评文章多达十数篇。英文版多次再版，同时也被译成多国文字出版，现在已经成为美国传播学中最为广泛阅读的文本之一，也是美国众多传播学研究生课程的必读书。该书在传播学界广被引用，截止到2015年12月，该书在谷歌学术中被引次数高达到1205次。

2003年，该书被作为复旦大学“传播·文化·社会”译丛之一引进，经我国著名翻译家何道宽先生译出出版。基于何译简体中文版，中国大陆和台湾传播学界均有书评出现。该书简体中文版自2003年出版以来，已成为中国传播学研究生的必读书，但多年来一直脱销，学生无处购买，只能使用复印本，甚为遗憾。

二

约翰·杜翰姆·彼得斯其人

彼得斯1958年出生于美国盐湖城一个高知家庭，童年和少年的大部分时间在波士顿附近度过。他在杨百翰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学习，从犹他大学英语系获得学士学位(1981年)；硕士毕业于犹他大学语言传播系(1982年)；博士毕业于斯坦福大学(1986年)，方向为传播理论和研究。从斯坦福博士毕业后，他到爱荷华大学传播系教授传播学至今，为该校A.Craig Baird教授。

彼得斯的人生阅历比较丰富。他少年时期曾在荷兰摩门教(Latter Day Saints) 做过两年的传教工作；大学毕业后曾短暂做过UPS的包裹装卸员。据他描述，就是在做传教工作时，他对传播产生了很多期盼解答的众多疑问；做包裹搬运工则使他觉得“劳力”不如“劳心”，于是申请到犹他大学做助教，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直至今天成为大学资深教授。

彼得斯不仅是一位深具影响力的传播学者，还是一名深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彼得斯曾说，在他自己做学生时，在本科和硕士阶段都深受他的教授的爱护和培养，这使得他很愿意将这种影响传递给他自己的学生。

三

彼得斯的传播思想的渊源

彼得斯在传播学研究上独具创新，视域开阔、兼容并包、波澜壮阔。从他在传播学界不断增加的影响力来看，他的创新性研究路径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同行的认同。

基于我对彼得斯学术作品的阅读，我觉得他的传播学学术思想渊源大致包括这 几个方面:欧洲大陆哲学和英国经验主义、文学、宗教、美国超验主义与实用主义。下面我对这几个方面做一些介绍。

（一）欧陆哲学

如前所述，彼得斯少年时期在荷兰呆过两年，本科专业是英语，硕士方向是语言传播，其硕士论文对众多欧洲大陆哲学家的传播思想做了分析，包括结构主义、 诠释学、批判理论、心理分析、民族志以及会话分析等等。他写于1986年的博士论文《重构大众传播理论》则以英国经验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约翰·洛克篇，并对卢梭、阿伦特、托克维尔和塔尔德等的传播思想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这 些思想体现出一些端倪，它们能揭开“智慧生命如何组织意义”这一问题的神秘面纱，而这就正是传播学理论的内容。

彼得斯能阅读德语、法语、荷兰语、西班牙语，并具有足够的古希腊语和拉丁 语基础，能够“抓住不同概念性语汇之间的细微差异”。通晓欧洲语言使他能在大西洋两岸行走自如。文学对他的巨大影响在《对空言说》 中非常明显，如他在书中引用的非美国文学名人包括荷马(古希腊)、但丁(意大利)、卡夫卡(奥地利)、博尔赫斯(阿根廷)等等；而美国文学名人则更多，包括爱默生、爱伦·坡、霍桑、麦尔维尔、惠特曼、马克·吐温、亨利·詹姆斯、菲兹杰拉德、福克纳、海明威、庞德、艾略特和奥尼尔等。

（二）宗教背景

在西方，最具组织性、规模性和持久性的传播实践者是宗教机构。这导致所谓的“上帝问题”成为人类传播研究中最古老最持久的问题。一方面研究传播者总是先从宗教的传播实践中去挖掘传播思想;另一方面，宗教信奉者因其对传播悠然心会和别有心得，常常成为卓越的传播学者。

彼得斯出生地盐湖城是摩门教流行之地，少年时代曾为摩门教传教两年，他的本科母校杨百翰大学就是以摩门教著名领袖杨百翰（Brigham Young）的名字命名的。从他的传播研究中，特别是《对空言说》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宗教传统对他的影响，如他在书中频繁提到《对观福音书》、耶稣布道、使徒保罗、圣奥古斯丁、 天使学、宗教哲学家克尔恺郭尔等。

（三）实用主义和超验主义

除文学和宗教外，影响彼得斯学术思想的还有实用主义和超验主义。

实用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美国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思想史上的大事。1872年皮尔斯召集极为热衷哲学研究和喜欢思考辩论的年轻人，成立了一个名为“哲学俱乐部”的哲学研究小组。除皮尔斯之外，该俱乐部还有两位重要成员——威廉·詹姆斯和奥利弗·霍姆斯。他们在哲学俱乐部讨论时使用的 “实用主义”一词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哲学流派的名称。在这三位之后，还有一位哲学家为实用主义的勃兴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就是被称为“实用主义集大成者”的约翰·杜威。

如果说在《对空言说》中，彼得斯对传播学科的未来带着某种悲观，但是最近几年，他开始从传播深厚而丰富的思想史视角，看到了传播学学科的美好的未来。尤其是，他和凯瑞一样，也从实用主义中找到了传播学的新的发展机遇。现在，实用主义视角的传播学理论研究的队伍已经吸引了不少新的学者，正在发展壮大。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阅读彼得斯时，我们会很容易感觉到他的交流/传播观与中国古代以来普遍存在的交流传播观念在很多方面很相似。这种相似性固然体现在他在“中文版序”中对苏格拉底、耶稣、孔子的比较中，但它似乎还有一个来源，即超验主义。

如前所述，彼得斯的童年和少年的大部分时间在美国的“文化之都”波士顿附近度过。19世纪30年代美国超验主义思想文化运动就发源于波士顿的康科德。它源于爱默生倡导的“超验主义俱乐部”，最先表现为宗教、哲学思想中的改革，后扩展到文学创作领域。这也许是为什么彼得斯在《对空言说》中如此关注霍桑、爱默生和梭罗的原因。

也许正是因为超验主义，彼得斯的传播思想与东方传播思想之间形成了联系。在这篇读来令人爱不释手的中文版序中，他提到了中国论语中的 “恕道”，并指出它虽是“撒播”，但同时又是“对话”。由此看来，彼得斯的交流观与中华交流观之间存在着“暗合”是情有可原，甚至是理所当然的。

在以上丰富的学术食材基础上，彼得斯还为其学术表达加上了一道提味的佐料——众多充满智慧的名言隽语——使得他的学术大餐引人入胜，令人拍案叫绝， 回味无穷，也使他深具西方著名传播理思想大家的风范。

四

彼得斯的思想轨迹：

反思传播学学科建设，开创传播哲学研究

2008年彼得斯应邀回到本科母校犹他大学演讲。在演讲中，他说道：“我1982年离开犹他大学到斯坦福读传播学博士，当时的使命是要‘将大众传播哲学化’(philosophizing mass communication)。如果我这么说不显得有些自不量力的话，我也许可以将我的研究对象称为传播哲学(communication philosophy)。”

冯友兰认为“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彼得斯的“传播哲学”也是源于其对传播学（其被广为接受的成见和教条）的反思以及在这一反思基础上的新的营建。或者说，彼得斯的“传播哲学”，即“传播作为一种观念之研究”(（he idea of communication），源自于他对“传播作为一个领域之研究”（the idea of a field of communication）。

（一）反思传播学学科制度发展和其学术严谨度性之间的不对称

要了解彼得斯的传播哲学，我们必须先了解两个概念，因为他的全部传播哲学 源于他本科时代就开始的对这两个概念的思考，一个是“学科”（discipline），即相对单一和独立的知识体系，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我们现在的“传播学” 等;另一个是概念是“领域”，它大致指研究对象，如互联网、中国农村、中国经济、中国政治、儒家文化圈、美国、非洲和中东等。

在其少年、本科和硕士阶段，彼得斯对传播（学）最先是作为一个“领域”接触的。他少年时代在荷兰的两年传教士工作激发了他对很多与传播相关的问题的 思考，如跨文化交流、不同语言间的互译之可能与不可能、语言和社会秩序的关系等等。

然而，1982年秋进入斯坦福大学传播学系后他却发现，那里的氛围和所教内容与他的期望完全不符:在这里传播（学）被弄得很窄，变成了一个“学科”。 1955-1956年，施拉姆在斯坦福建立了“传播研究院”，施拉姆当时对传播学的定位是“针对社会问题的社会科学”，因此 斯坦福所教授的传播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也完全是逻辑实证主义取向的。

这使彼得斯非常失望。 “然而，我发现经验取向的社会科学是多么的贫瘠，至少在应用研究上是如此。” 1970年代，社会科学深受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和女性主义等思潮的冲击，但是斯坦福的传播学博士课程却对此毫无体现;学界出现的对行为主义社会科学的各种批评，这里的教师对之无动于衷。

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彼得斯说他当时对经验取向的传播学研究的仇视主要源自于当时这些社会科学为自己树立起来的公开自我形象太高蹈，使得它们在其批评者眼中高高在上，不可一世。这也与二战后美国的冷战型社会科学研究有关。他承认，其实当时也有好的社会科学研究，它们也能提出很好的问题，并能很有创意地找到证据来回答这些问题。但是在当时，彼得斯认为自己还没有像他后来那样相对全面地看待实证主义社会科学。他当时觉得，如同哈贝马斯所言，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主要“罪行”就是它“拒绝自我反思”。

对于传播学，彼得斯将其理解为一个“领域”，而斯坦福的传播学博士教育却硬生生将其化为一个封闭的“学科”。基于这一感受，彼得斯于1986年写出了一篇名为《传播学研究思想贫困背后的的体制性根源》，该文被作为封面文 章发表在《传播研究》杂志（Communication Research）上。

该文认为表达了他对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批判态度，哀叹在此视野下传播学研究其可怜的现状，并分析了导致这一现状的几个体制性源头。他指出，传播学的危机根源在于：“传播学学术体制建设的封闭性”与“传播学术研究范围的广阔性”两者之间形成冲突。他认为，反思是保持社会科学健康的关键手段，但是各种因素却导致传播学对自己的使命、研究内容以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没有进行有效的反思。一方面搞不清传播学的学术核心问题，另一方面将学术建制的扩张等同于传播学学术的繁荣。

彼得斯认为问题的症结主要源于施拉姆，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他认为，施拉姆为了论证传播学的学术合法性，将信息论引入传播学，造成了逻辑实证主义在传播学研究中一度占有主导地位。其次，彼得斯批评施拉姆将传播学的学科繁荣等同于学术思想的繁荣。

由于以上两个原因，即信息论对传播学的殖民以及传播学“学术上无建树， 建制上争地盘”，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渊源被限制得过窄。而且，传播学不仅没能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狭隘和短视，反而还宣称对一个庞大的领域拥有学术主权。

需要指出的是，彼得斯并没有完全否认施拉姆在传播学学科建设中发挥过的重 要的、有影响的和实质性的贡献。他认为，自从1940年代以来，传播研究者一直在努力研究传播的主题、使命以及其与社会的关系，但却成效不大，其根本原因是传播学的核心学术问题没有得到清楚的阐明；传播学研究也一直受到社会问题而不是学术问题的驱动。传播学科体制微小，学术雄心却不切实际地极为宏大，正是这两者之间的矛盾，造成了传播学严重的理论贫困，也造成传播学漠视其他学科领域的丰富的传播思想和传统。

正是基于以上对传播学体制雄心与学术羸弱之间的不相称的反思，彼得斯成为了传播学领域历史和现状的一名重要研究者和评论者，以及传播学的更深远的学术传统的发掘者和更宽广学术未来的建造者。一方面，他着意跳出传播学的美国中心主义，将视线扩展至欧洲。他的学术作品对欧洲传播学者引用广泛，视野极为开阔。另一方面，彼得斯试图深入挖掘传播学的“史前史”，即在我们所知的传播学成为一门学科之前的历史，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成为以上北美传播学“发现”欧洲进程中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对空言说》则是他 的这些努力的集中体现和阶段性成果。

2008年，在一篇名为《传播学思想史的体制性机遇》的论文中，彼得斯提请同行们更多地注意以下传播学四个学术传统的历史，认为“以下每个方面都可以写出一篇或多篇博士论文。”

(1)媒介效果的社会心理学传统，相关的思想者包括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沃伦·布里德(Warren Breed)、肯尼 斯·伯克(Kenneth Burke)、厄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C·怀特·米 尔斯(C. Wright Mills)、大卫·里斯曼(David Reisman)以及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

(2)控制论传统，相关的思想家包括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列 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让·西泊莱 特(Jean Hyppolite)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等等。

(3)心理治疗传统，他认为心理治疗所密切关注和研究的是是人的发疯状 态，而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交流的失败。

(4)文学研究传统，它历史悠久，对传播和媒介艺术有着持续的兴趣。

实际上，正如美国温尼佩格大学(Winnipeg University)修辞与传播学副教授杰森·汉纳所指出的，其实还应该有第五个领域，即由彼得斯开创的“传播思想史/观念史研究”或“传播哲学研究”。

（二）开创传播观念史/传播哲学研究

如我们在《对空言说》中所见，传播学科的历史也许很短，但传播观念或传播哲学却有着漫长的历史。自古以来，哲学家就对交流/传播深感兴趣。但遗憾的是，由于彼得斯所指的以上原因，基于逻辑实证主义的传播学学科对这一历史悠 久、光辉灿烂的传播哲学传统却一无所知。

彼得斯的成果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着持久的和扎实的研究积累。而《对空言说》是以上研究成果的一次全面总结和深入阐述。在本书中，他努力开创和培养一种批判的和历史的观念，强调建立扎实理论的重要性，试图给传播思想的谱系进行一个清晰和前后一致的梳理。在《对空言说》 中，他将传播思想的根源回溯到早至古希腊、耶稣、圣保罗和圣奥古斯丁这些高大而又古老的人物，将他们视为(西方)传播思想的丰富源泉。他探幽寻微，索隐钩沉，以类似黑格尔的风格和方法对传播的思想的几百年历史进行了精细的梳理，希望能为未来的传播研究指明方向。

最近一些年来，传播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开始引用美国和大陆哲学传统， 如杜威，米德、阿多诺、霍克海默、德里达、福柯、哈贝马斯等等，但20世纪还有 很多专业哲学家(如列维拉斯、胡塞尔、保罗·利科、梅洛-庞蒂、理查德·罗蒂等) 的传播思想则长期被忽视或或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和欣赏。在《对空言说》出版 后的10多年里，彼得斯继续前进，仍在传播哲学领域继续孜孜不倦地开拓和建设。 2015年，他提出了建立一种“媒介哲学”的呼吁。

在2015年的新作《奇云》(Marvelous Clouds)的“绪论”中，彼得斯开宗明义地提到:

“现在是时候提出一种媒介哲学的时候了。任何媒介哲学都建立在一种自然哲学的基础上。媒介并不仅仅是各种信息终端，他们同时也是各种代理物 (agencies)，代表着各种秩序(order)。这些媒介传送的讯息既体现我们人 类的各种行为，也体现我们与生态体系以及经济体系之间的关系，而且，在更 大范围的媒介概念上，媒介也是生态体系和经济体系的构成部分。有鉴于此， 重新审视媒介和自然的关系，对我们而言不无裨益。在本书中，我提出了一种 ‘元素性媒介哲学’，并特别关注我们所处的这个数字媒介时代。这些‘元素性媒介’(elemental media)，它们在我们惯习和栖居之地中处于基础地位，然 而我们却对这种基础地位不以为然。”

《奇云》的立论和风格显然与《对空言说》一脉相承——观点新颖大胆、行文 隽永耐读，阐述了传播问题如古典和现代哲学、新型社会和认知科学，以及美国文学和通俗文化等等的相关支出，必然在传播学界激发新的讨论乃至争议。

（三）学界对《对空言说》的评价以及彼得斯的回应

《对空言说》立论离奇新颖。舒德森说彼得斯“充满智慧和令人信服地将媒介研究倒了个儿”；另一位书评者则认为，如果将《对空言说》压缩整理成一篇5-6千字的论文投到某学术刊物上，它很可能会被拒稿，因为其传播哲学之网撒得实在太广，内容太过庞杂。而且，彼得斯的论证逻辑似乎也并不十分严谨——若即若离，若有若无。

我想，说他观点离奇，也许是已有的众多论述太过陈腐乏味？说他内容驳杂，也许是因为其主题恰好是“传播”，它对人的存在已经具有基础性意义，因此驳杂是其应有之义？说他论证不够严谨，正如我们用文字的线性逻辑去评价反对这一逻辑的麦克卢汉，因而显得荒谬一样，对彼得斯这样的人文取向的传播学者，使用他所反对的实证主义的逻辑去要求和分析他，是否公众和有必要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其次，读者可能会产生误解，认为彼得斯支持“撒播”是在为商业力量和政治 选举中的“一对多”的大众传播方式做背书。

实际上，彼得斯对“撒播”（大众传播）的辩护并非出于操纵性的商业和政治目的，而是在提请我们不能总是将其描述为充满分歧、一无是处，而需要从创造性和流动性的角度去关注大众传播，去探索它对民主制度的扩大作用。正是带着这种对大众传播的理解，彼得斯在该书的结论中不断提出呼请。这种呼请如果脱离上下文，会让人觉得太过天真和乐观。他呼吁要建立更加广泛的民主，应该将人类之外的更多的生物都包括进来，因为人类本身就是由很多种族组成的。

第三，读者可能会想，既然彼得斯对交流如此无奈和悲观，那么人类的出路何在？事实上，彼得斯并没有对传播失去信心。他所主张的是，传播极大地构成了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在这一构成过程中，我们的身份以及他人的身份都变得 具有话语性（discursive）和表演性（performative），我们对此要有充分的认识。而且，他还指出，在获得这种充分认识之后，我们还得思考传播具有的潜力，这样才能对居住在这个星球上的各种人产生新的尊敬。尽管当今的世界秩序还存在着各种不足，但彼得斯认为，重点在于，传播具有我们所想象不到的改变我们行进的路线 和到达的终点的潜力。

而且，彼得斯认为，要实现更广泛的民主，同时将传播作为“（实现）不断地向合作靠近的途径”的这一理想，传播不能以“在人们之间实现真正理解”为追 求;我们不能期望他人能“真实地对待我们自己的内在性（interiority），而应该接 受并宽恕‘他人看我们不能像我们自己那样看自己’这一事实。”“我们不应过多 地关注符号会怎样导致不同的意义，而应更加关注到底存在着哪些原因使我们不能 好好照顾我们的邻居和那些与我们不同的存在。”

当然，彼得斯对传播的潜力如此有信心，以至于忽视了传播造成的不平等。这使他很容易遭致批评。但在批评之余，我们仍然不能忽视，彼得斯提供给我们的思想是如此丰富，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我们经由传播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新思考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传播学“主流”理论视角，不得不重新思考我们在此世中的存在。

当然，《对空言说》也存在一些“不足”——与其说是“不足”不如说是他的观点与主流观点之间的“差异”——也因此而引发了“对话”和商榷。综合来看， 一些学者对彼得斯《对空言说》一书的商榷有以下几个方面。

（1）认为彼得斯对“对话”交流观在传播思想史上扮演的实际地位可能估计得过高估计过高。如果是这样的话，彼得斯 关于“对话霸权”的批评可能仅仅是他先为自己竖起一个此先并不存在的靶子，然后攻击它。

（2）有学者认为《对空言说》号称“传播的观念”，但其内容却有太多的漏缺，有些名不副实。对整个二十世纪的其他传播技术发展仅仅是蜻蜓点水、偶尔触及。书中有几处提到了互联网，但是对电视、视频以及其他传播技术却只字未提。书中也没有提及美国1930年代以来发生的对传播研究和整个社会都有着重大影响的众多非同寻常的社会和文化大事件；而且，书中没有涉及性别、种族和族群性。

（3）本书的附书名是“传播的观念史”，因此内容最好能覆盖一些东西方的传播思想，但《对空言说》缺乏对东方交流思想的直接论述。对此遗憾，如彼得斯在“中译版序”中所言，他已有明显的意识，他也对我表示过，尽管他熟悉多种欧洲语言，但遗憾他不懂东方语言，尤其是中文，因此造成这一缺漏。这当然是他的遗憾，但更是我们东方传播学者的遗憾。

（4）在研究方法上，全书分为前述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使用了相对可靠的历史研究方法，另一部分使用的则是较为离散的相对主观的分析。而且这两部分之 间的逻辑关系不够明显，彼此相互整合尚有改进的地方。

《对空言说》尽管可能存在以上不足，但瑕不掩瑜。

五

最后的话：关于“难读”的书

《对空言说》内容极为庞杂，包罗万象，只能用“百科全书式”来形容，它颇像本雅明喜欢使用的“意象蒙太奇手法”——用超现实主义的拼贴方法和电影蒙太 奇手法，甚至完全用引文来构成一部著作;又像是哲学家克尔恺郭尔所言的“策略 性模棱两可”，令人读来对作者的意图感到若即若离。

然而，有的书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难度。例如，对西方读者而言，《对空言说》其实是一本“将传播学学术带到大众中间”的书，不仅不难读，反而通俗可 爱，能让普通读者感受到学术离日常生活很近，也可以很有趣。但是对中国读者而言，《对空言说》之难源于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对空言说》内容涉及我们多半陌生的西方历史、宗教(三位一体、圣 餐、登山宝训以及各种寓言故事等等)、哲学、文学、科技等等。 这些广博的内容让我们这些常受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以及美国社会科学视角的传播学熏陶，言必称施拉姆的传播学子感觉到比较陌生。

其次，作者的行文和论证方式也并非社会科学的演绎或归纳，而是颇有些中国古代哲学家，言在意外，言有尽而意无穷。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往往溢出其表达形 式之外，对作者意图的解读需要读者投入较多的心智能力。

但是，书难读也不见得是坏事。因为，第一，它往往体现了作者对其的巨大投入。彼得斯的《对空言说》在1999年出版时，已经积累了他从本科时代就开始的思考和写作成果，因此我们在阅读和解读这本书时也应该付出即使不是更多的，也应该是对等的努力吧。互惠对等原则，这是彼得斯正要在该书中所反对的，然而该书本身的编码和解码却证明了对等互惠原则的效力是多么的强大，这恰好也可见他立论之新颖、必要和艰难。

第二，难读的书也给我们带来应对挑战的快乐。这也正是该书的魅力——它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传播学的另一面，给我们带来了获得新知的快乐。

第三，难读的书也许能提高我们的阅读效率。在这个信息免费、超载，注意力短浅游移和万事万物均需“傻瓜化 操作”的时代，我们不仅不必对难读的学术书避而远之，反而要知难而上，迎难而上，因为这是我们提高信息处理效率的更好的方法。

我觉得，彼得斯是一位收藏家， 而《对空言说》一书即是他展示其收藏品的精品柜之一。囿于展示空间的有限，他都只能遗憾地做部分呈现，我们对它们也只能浮光掠影，匆匆一瞥。奥古斯丁对我们的教诲“不要因人生沿途的美景而忘记我们的目的地所在（天堂）”，但是朱光潜先生在论人生与美时，却告诉我们 要“慢慢走，欣赏啊。”我想，《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无疑是一本需要我们慢慢阅读，仔细欣赏的书。Enjoy it!

本文有删节，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17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