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建巴别塔   康益豪

来源： 羊村传播 

推荐理由

在这本书中，作者通过一系列广泛的话题，探讨了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是否会重构我们的身份和人际关系这一议题，为数字媒体在人际关系中能扮演的角色提供了批判性的思考框架。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人们在线上更容易说谎吗？在线上建立的关系可靠吗？在数字媒体上建立的关系会破坏我们现实中建立的其他关系吗？

这本书反映了社交媒体和数字技术的最新发展，明确了新媒体带给我们的困扰，同时也指出我们当下对于新媒体的评价与历史上关于早期通信技术的讨论其实并无两样。书中讨论了我们应该如何使用中介化语言和非语言行为来发展社区和社交网络。

对于媒体研究、传播学、社会学的学生和学者，以及那些希望更加了解数字媒体和日常生活关系的人来说，《交往在云端》应该列入自己的必读书目之一。

作者介绍

本书作者是南希·K.拜厄姆，美国堪萨斯大学传播学教授，现任微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参与创立互联网研究者协会并曾担任主席，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传播、新媒体和粉丝文化。南希·K.拜厄姆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研究互联网，已出版5部作品。

本书目录

总序/001

译者序：社交媒体中的交往与想象/001

第一章 新型人际关系/001

第二章 理解新媒体/025

第三章 数字空间中的传播/053

第四章 社区与网络/079

第五章 新关系，新自我？/111

第六章 日常交往中的数字媒体/143

结语 赛博空间的神话/175

致谢/182

参考文献/184

索引/216

阅读感悟

1.核心要点

首先，本书围绕数字媒体和数字设备在人际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展开，作者重新为那些网络社会中的迷思正本清源，反驳那些试图脱离日常生活现实来理解“网络空间”的做法，阐明在现代关系的生活世界（life-world）中，线上与线下之间是合流、交融的关系。在书中，作者提出了七个可以用来比较不同媒体和面对面交流的概念：交互性、时间结构、社交线索、存储、可复制性、可及性和移动性。

其次，作者指出技术的意义不仅会受到技术可供性的影响，更取决与我们如何理解与运用技术。比如，在此次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中，线上教育暴露出数字鸿沟等问题，技术迷思逐渐被破除。因此，我们不应把眼光局限于关注技术的特质，应该把重心放在我们如何使用技术、理解技术等方面。

最后，书中有一个隐含的观点：中介化交流与面对面交流并无法相互替代。早期的研究者经常把“面对面交谈作为一种参照系，再拿其他类型的传播方式与之比较”的方法，这是一种坚持“线索消除”（cues filtered out）取向的研究，作者认为“中介化交流应该被视为一种新颖、兼容的混合交往方式，而不仅仅是具身（embodied）交流的缩减版本”。

注：线索消除论认为网络人际传播以传播媒介为中介传播，导致视觉、听觉、情境等线索讯息缺失，从而导致传播参与者实际在场感削弱。

2.延伸思考

（1）“缺席的在场”

在传播研究中，身体在大多情况下并不是受关注的对象，反而被视为需要克服的障碍。大众传播学常常将身体看作是固着于特定时空的消极因素，因为信息的远距离传递必须打破身体的束缚。正如彼得斯指出的那样，“‘交流’这一观念容许肉体不在场而实现接触，这种接触对交流者（动物、人、机器）的身体形式并不关注，甚至对交流者‘是否存在着有机体’都无所谓”[1]。我们对于身体问题好像有一种理所当然的看法，有点像一种意识形态或者德里达说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就是身体的在场。假设传播的前提是身体在场，那么面对面传播会被当成是传播的理想类型[2]。一旦身体缺席，参与者因社交线索的缺失，会产生一种焦虑，希望通过各种方式去克服它。技术的不断发展，使我们摆脱身体在场的面对面交流的局限，实现了远距离精神交流后，反而激发了我们对于身体的渴望。传播学对身体的关注，很大程度来自于移动网络、虚拟现实、人工智能技术崛起的刺激。这三项技术从不同方向突出了身体元素在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重要性，当然传播领域也不能例外[3]。这也为我们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在传播中，能实现既在场又缺席的状态吗？如果自我不再需要身体作为载体，它将是什么样子？

肯尼斯·格根（Kenneth Gergen）在《语境中的社会建构》认为我们正在与“缺席的在场（absent presence）所造成的挑战”做斗争[4]。尽管在物理空间中，我们身边不乏有血有肉的人，但我们仍然为自己在“漂浮世界”（floating world）中与不在场的对象打交道感到忧心忡忡。

雪梨·特克尔（Sherry Turkle）在《群体性孤独》一书中指出，我们也许置身某地，但是心思和情感却在别处[5]。例如，你的同伴虽然与你共进晚餐，但却一直低头用手机与别人聊天。那么他的身体既是在场的，但同时又是缺席的，于是，“自我”的本质就变得模糊起来。

凯瑟琳·海勒（2017）认为，要理解新技术所带来的变化，必须抛弃传统的身体在场/缺席的观念，回到控制论的模式/随机的观念[6]。过去被认为是干扰的噪音，现在变成了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怎样调整和噪音、随机性的关系，这可能是我们未来要讨论的重要问题，而不是今天的在场还是缺席的问题，这意味着我们要从新的角度重新定义身体与传播的关系。

（2）如何理解新媒体？

每一种新媒体出现时，人们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如何理解它。具体到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来说，有三种论点较为普遍——技术决定论、社会建构论和社会形成论。

技术决定论视角认为，当新技术刚刚问世时，人们总是倾向将这种技术视作因果关系的动因。技术决定论有几种变体：第一种视角经常与马歇尔·麦克卢汉等人联系在一起。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讯息”这一说法，认为技术能够将自身的特性传递给使用者。第二种视角关注媒体选择，是一种较为温和的技术决定论，这种视角承认技术特征会带来直接影响，但“个人会将媒体的固有特征与自身任务要求有效匹配”。

技术建构论视角关注技术是如何从社会过程中产生的，其关注焦点在于社会力量如何影响新技术发明的这一问题。

技术形成论视角认为技术的后果来自一种混合的“可供性”（affordances）——技术所提供的性能结构（capabilities configurations）——以及人们如何以一种意外、创新的方式利用这些可供性。

伴随着人们对新媒体认知的不断深入，驯化理论——这种认为通过驯化最终会将新技术融入日常生活的视角，开始逐渐为人们所接纳。其理论格外关注在日常实践中，新媒体从边缘（野生的）转变为日常（驯服的）的过程。

内容摘录

技术并不能完全决定人的使用行为，它也许可以决定使用的起点，但却不能决定使用的终点。人们进行情感交流的本能，永远是推动“情感补偿”行为的原动力。情感补偿的第一种策略是标点符号的创意性使用，在中介化交流中，标点符号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其次是文字的创意性使用。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更具文化色彩的情感补偿方式，即所谓的“视觉方言（eye dialect）”。视觉方言是一种故意的、不标准的拼写方式，用以表示文字的读音和地域特色。

—— 引自译者序 第6页

通过传播，人们赋予技术以象征意义。我们传播的有关技术的信息是具有自反性的，它在透露我们对技术的使用方式的同时，也透露了我们作为传播者的观念。

—— 引自第二章 第27页

数字技术有可能使我们在网络社区中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不过，如果数字技术也让我们从具身的本地互动中脱离出来，那么就可能给我们造成真实的威胁。斯托尔（stoll，1995）等早期批评人士曾担心肤浅和贫乏的网络传播会取代人们真实和深层的人际联系，并称之为“硅谷万灵油”（silicon snake oil）。人们独自呆在屋子里，拒绝在格根（Gergen）所谓的“漂浮世界”中与邻居产生任何有意义的关系。

注：“漂浮世界”一词可追溯到19世纪的日本，代指一个人们逃离政府控制进行社会互动的世界。具体到格根的使用中，他认为手机用户“可以在任何时间出现在几乎任何地点中，就像气垫船或磁悬浮铁路系统一样漂浮在水面或铁轨之上；没有任何可以定位他们的具体地点”。

—— 引自第四章 第81页

传播技术从发展初期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特点，即它们破坏了消息传递和共享性空间之间的强制性连接。在缺少共享性空间的情况下，实时沟通的能力让人们担心自己会脱离物理现实，于是格根（Gergen，2002）担心“漂浮世界”的出现，梅洛维茨（Meyrowitz，1985）担心“地域的消失”。

—— 引自第四章 第102页

网络身份是通过复杂的技术过程创建的，但有什么人能够接受信息，接受信息之后的反应，都在掌控之外，我们能做的只是管理信息而已。而在管理这些信息进而塑造自己的网络身份的过程中，人们似乎并没有如担忧的那样表现出与线下太过显著的反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线上和线下交往一样，如果你确实想要了解对方的真实面目，最需要的可能只是一点胆量。

—— 引自第五章 第111页

参考文献

[1] 约翰·杜翰姆·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351.

[2] 刘海龙.传播中的身体问题与传播研究的未来[J].国际新闻界,2018,40(2):37-46.

[3] 孙玮.交流者的身体:传播与在场——意识主体、身体-主体、智能主体的演变[J].国际新闻界,2018,40(12):83-103.

[4] 肯尼斯·J·格根.语境中的社会建构[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5] 雪莉・特克尔.群体性孤独[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

[6] 凯瑟琳·海勒.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