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大出版社社科图书   作者：爱德华·霍尔

从前慢，日子长，在复杂程度较低、变化较慢的时期，人们觉得相互理解是不难做到的。然而，在生活变化迅速的今天，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疏离变成常态。为什么现在很少有人愿意真正努力去相互理解？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注意了什么，忽略了什么？语言的线性是怎么影响人们理解现实的结构？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理论提供了精当的参考系。

1、文化屏障：我们与现实的距离

文化的功能之一，是在人与外部世界之间提供一个选择性很强的屏障。在许多不同的形态中，文化选定我们要注意什么，要忽略什么。这种筛选功能给世界提供了结构，保护着神经系统，使之免于“信息超载”。信息超载是用于信息加工系统的术语，它描述这样一种情况：系统接受的信息量太大、无法完全处理时，系统就发生崩溃。

一位母亲要应付各种需求，比如育儿、持家、与丈夫一道寻欢，同时又要维持起码的社交生活时。千头万绪的事情同时发生，整个世界似乎都塌下来压在她身上了。此时她感到的是信息超载：对系统的要求（输入的信息）超过系统的处理能力。

人们可以通过分派和确定先后顺序来对付这样的困境。制度性困境的解决办法比较而言不那么显著，但是高语境定律的解决办法似乎是适用的。换言之，如果在增加信息处理能力的同时，不增加系统的体系和复杂程度，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使系统记忆库的程序只需要较少的信息就足以启动系统工作，似乎只有一个解决办法：给个人或组织预先编制程序。而预先编制程序需要借助“语境化”机制。

在传播领域，语境角色的重要性得到广泛的承认。可惜，很少有人充分描述这一机制；即使有时得到充分的描述，也没有人去实施其中的洞见。“语境化”是一种新兴的功能。我们正在发现它是什么东西，它如何运转。和“高语境—低语境”这个连续体紧密相关的，是对于我们和外部世界之间的选择性屏障，我们究竟有多大程度的知觉。由此可见，我们注意的东西、交际环境和信息超载，在功能上都是相互联系的。

2、语言的线性和现实世界的结构

美国政府在50年代花费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元，去开发俄语和其他语言的机器翻译系统。而这些最杰出的语言学家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断定：最可靠、最迅捷的“翻译机”，是既精通语言又非常懂行的人。翻译机之所以失败，其原因并不是试用不够、时间不足、资金短缺、人才匮乏，而是另有一些原因。

问题不出在语言代码上，而是出在语境之中，上下文具有程度不同的意义。没有上下文，语言代码就不完全，因为有一部分信息包含在上下文中。任何作家都知道，事件和用于描写它的语言相比较，通常是无限复杂、丰富的。语言的线性必然产生这样的后果：强调一些东西，牺牲其他东西。

然而，选择性注意和选择性强调不仅是语言的特征，而且是文化的其余部分的特征。在生活的过程中，哪些东西你感知到了，哪些东西你熟视无睹，其中的规律并不简单。至少要考虑五套迥然不同的事件的范畴。这五套范畴是：主体（人的活动）、情境、人在社会系统中的地位、过去的经验、文化背景。决定这五个方面如何组合的模式，是人在幼年期学会的，这些模式多半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

人有意无意吸收的东西，给世界赋予结构和意义。而且，他感知到的是“他想要感知的东西”。如果把其余四方面的因素（情景、地位、经历和文化）搁置一边，从理论上说，把人的一切活动排列成一个连续体是可以办到的；在这个连续体的一极排列的事件中，影响活动结果的很大一部分事件，处在人的显意识之中；排列在另一极的事件中，只有少数的事件是人们有意识地考虑的。

人所关注的事物具有深远的影响，这可以用西方思想里的一个典型缺陷来说明，这一缺陷发轫于古希腊哲学家。我们的思维方式十分武断，它使我们审视观念，而不是事件——这是非常严重的缺陷。而且，线性思维会妨碍相互理解，把人的注意力不必要地转向无关的方面。我描写的这些过程在社会科学中尤其常见。不过，年轻的社会科学逐渐接受了这一事实：一个人谈论一个层次的事件时，并不意味着，他没有考虑不同层次的其他许多事件。这仅仅是因为，他只能在一个既定时刻谈论某一事物的一个方面（这一事实正好说明了语言的线性特征）。

3、如何深入交往：语境决定感知

意义和语境密不可分。虽然语言代码可以脱离语境在一些层次上分析（这就是机器翻译的目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代码、语境和意义只能被看作是同一事件的不同方面。语境的层次对交际性质而言是决定一切的，它又是一切后继行为（包括符号行为）赖以存在的基础。语言代码对语境的依赖是很深的，语言学家伯恩斯坦的研究是最好的例证。他区别了“受限”代码（高语境交际代码）和“复杂”代码（低语境交际代码）：在家庭亲密环境中，词汇和句子被瓦解和压缩，语言的音位结构也发生变化，单音和词汇也开始融合；相反在课堂教学、法律事务、外交工作中，多使用更准确的字正腔圆、用语明快的复杂代码。

20世纪60年代，世界范围的行动主义和不同文化在语境阶梯上所处的不同位置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有些文化比其他文化脆弱。由其定义本身决定，高语境行为植根于过去，变化缓慢、高度稳定。实际上，行动主义在高语境—低语境的连续体的任何一点上都可能发生。不过，行动主义的定向和聚焦都欠清晰，可预测性也较差，对低语境系统中的机构而言，它构成较大的威胁。然而，大多数高语境系统都可以消化行动主义，它们的根基不会动摇。

日常的感知又怎么样呢？在感知颜色的生理层次上，可以看到大脑根据环境去感知和调节一切需求时的力量。凡是搞室内装潢的人都知道，一幅感染力强的油画或铜版画，一张壁画，都可以改变人对周围陈设色彩的感知。颜色心理学家费伯尔·毕伦通过逐步改变多种色彩的样品周围的色彩背景，演示了人对色调的感知。试验证明，人感知到的色度依赖于该颜色周围的色彩环境。

语境机制大概至少涉及完全不同却相互联系的两种机制：一种在生物体内，另一种在生物体外。第一种机制在脑子里发生，它可能是过去经验（程序化、内化的语境）的功能，可能是神经系统的结构（先天语境机制），也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第二种机制是外在的过程，这个外在的过程包括事件发生的情景和(或)环境，也就是所谓的情景性语境机制和(或)环境性语境机制过程。

4、从文化和信息角度重构交流

生物体感知到的信息受四种因素的影响：地位、活动、背景和经验。但是对人而言，必须加上另一个关键的要素：文化。

任何交流都表现为高语境、低语境或中语境。高语境互动的特色是，预制程序的信息贮存在接受者身上和背景之中；此时传达的讯息中只包含着极少的信息。低语境互动则与之相反：大多数的信息必须包含在传达的讯息之中，以弥补语境（内在语境和外在语境）中缺失的信息。

一般地说，和低语境交流相比而言，高语境交流是经济、迅速、高效、令人满意的；但是，它要求在程序编制上花时间。如果没有编程，交流就是不完全的。高语境交流常常被用作艺术形式。这种交流是统一和内聚的力量，寿命长，变化慢。低语境交流不具备统一的力量，但可以轻易和迅速地加以改变。靠延伸而实现的演进之所以快得令人难以置信，其原因就在这里。延伸物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是低语境的。一个防御导弹系统还没来得及部署就绪，就可能已经过时。因此这个延伸系统是非常之低的低语境。然而，教堂的建筑在数百年间都牢牢地植根于过去，成为保存宗教信仰和思想的物质焦点。直至今天，大多数教堂在设计上仍然富有十足的传统风格。你不得不怀疑，是否可能提出一些方略来平衡两种显然是矛盾的需求：适应和变化（向低语境方向移动）的需求与稳定（高语境）的需求。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国家和制度坚守高语境方式的时间太长，所以不能适应变化的情况。然而，低语境系统的非稳定性，在当今时代，对人类是崭新的问题。而且，没有任何储备的经验能告诉我们，如何对付这样快速的变化。

本文节选自《超越文化》

[美] 爱德华·霍尔 著

何道宽 译

ISBN: 9787301178713

定价：55.00元

2010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