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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法意读书 原创 法意编译
《图片报》、默克尔与文化战争：德国畅销日报的幕后故事
作者：托马斯·米尼（Thomas Meaney）
译者：伍雨荷
法意导言
于1952年首次发行的《图片报》是德国与欧洲发行量最大的日报，近七十年间记录了德国政坛风向的几经变迁。作为一份通俗报刊，该报通过争议性的方式极尽所能迎合读者群体，并凭借着惊人的阅读量反向影响德国国内的政治生态。7月16日托马斯·米尼（Thomas Meaney）在《卫报》（The Guardian）上发表文章《〈图片报〉、默克尔与文化战争：德国畅销日报的幕后故事》（Bild, Merkel and the culture wars: the inside story of Germany’s biggest tabloid），通过描写与该报主编尤里安·赖希尔特（Julian Reichelt）以及其他文化界人士的对谈，详述了创刊以来《图片报》作为大众文化的代表与德国政治力量的长期拉锯。为便于读者理解，文章有调整；倪梓璇、郑艾琳对本文亦有贡献。
无论是在火车站、超级市场、面包店、报刊亭、工厂、度假海滩、网上，或是在德国任何购物场所，《图片报》无处不在，宛如癞蛤蟆一般蹲踞在德国人的生活之上。《图片报》部分可追溯至《每日镜报》（Daily Mirror），是现今世界上最大的使用罗马字母的新闻纸媒。与英国的类似产品《每日邮报》（the Daily Mail）不同，《图片报》在国内没有真正的竞争对手，它的二十个地区性版本渗透进德国的每个角落，网站月浏览量约为2500万。《图片报》是德国出版公司施普林格集团（Axel Springer）的王牌刊物，该公司由右翼出版商阿克塞尔·施普林格于1945年创立。如今，施普林格集团已成为欧洲最大的媒体出版公司，市值约为70亿欧元。去年，美国私人股本公司KKR收购了该公司44％的股份。
数十年来，《图片报》始终受到洁身自好、支持民主的西德民众的鄙夷。在比大多数西方国家都更为循规蹈矩、高雅得体的政治文化中，它仿佛拉斯维加斯的脱衣舞厅，将联邦共和国所有的肮脏集中在一起。一周七天，《图片报》将自由市场的口头禅、汽车轮胎和鸡翅广告注射进冷战西德淤塞的动脉之中。它公然谴责男性留长发的行为、超模外嫁的婚姻，却在南非种族隔离、希腊独裁统治、巴伐利亚轿车和美国潘兴导弹面前卑躬屈膝。最关键的是，《图片报》致力于摧毁共产主义东德，并与西德左翼学生运动支持者展开了经年累月的斗争。
《图片报》在西德是如此著名，以至于在1965年，《图片报》价格从10芬尼上涨到15芬尼后，施普林格向路德维希·艾哈德总理提出，为了方便购买该报纸，建议德国引入15芬尼的硬币。另外，东德秘密警察对《图片报》充当国家宣传工具印象深刻，于是依样画葫芦办了一份报纸，“创造性”地将其命名为《新图片报》。东德方面将这份报纸在东西德接壤的边境出售，却显然未能震慑到西德的阶级敌人。
2015年一期《图片报》的头版
自相矛盾的是，与60年代相比，如今《图片报》的影响力有所减小，在政治层面却更为重要。自由主义周刊《时代报》（Die Zeit）的发行人兼编辑约瑟夫·约弗（Josef Joffe）说：“我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读《图片报》，因为它决定了我一天的日程。柏林的政治家们大概也是如此。”《图片报》与德国政治精英关系密切。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是该报前主编凯·迪克曼（Kai Diekmann）婚礼上的伴郎之一，而在2008年，迪克曼也在科尔的婚礼上扮演了同样的角色。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Böll）曾写道：“科尔与《图片报》共掌权柄”。科尔的继任者格哈德·施罗德总理（Gerhard Schröder）亦认可了这一做法，他曾表示：“要治国，我需要《图片报》、《星期日图片报》和电视机。”
当下，《图片报》与一些高层人士的亲密关系不过是过往荣光的遗存——当年它仅凭一己之力就能决定国内人物的声誉。德国前任国防部长、现任欧洲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昂（Ursula von der Leyen）出席过该报主编在柏林办事处举办的晚宴，前几年《图片报》亦曾协办过全球国防工业领域的“达沃斯论坛”——慕尼黑安全年会。尽管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早已得到《图片报》的政治支持，她本人并未刻意巴结该报。然而，默克尔的丈夫每年拿着10,000欧元的薪水与弗里德·施普林格非盈利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接洽——这一基金会恰好得名自阿克塞尔·施普林格的遗孀。
尽管有接近权力的传统，现在的《图片报》已经转变为德国现状最坚定的捍卫者。借约弗的话，《图片报》现在已成为“一股支持机会均等的反建制力量”。记者斯蒂芬·尼格迈尔（Stefan Niggemeier）于2004年与他人共同创立了《图片报》博客，旨在纠正该报的事实错误和虚假陈述。谈及该报主编时，他表示：“过去的《图片报》主编大多基于个人好恶进行政治结盟，但赖希尔特与众不同，他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人物。”
现年40岁的尤里安·赖希尔特（Julian Reichelt）是《图片报》的主编。当年他凭借在叙利亚的战地报导声名鹊起，但现在他大多只在网络上展现自己的抗争精神。他热衷于在推特上针砭德国的政治体制，在左翼的舆论浪潮里横冲直撞。而面对面时，赖希尔特则流露出一种神经质的兴奋，宛如一个成功将香槟走私到驾驶舱的飞行员。他的眼睛不停地打量着周围的世界，打量着他需要躲避和结识的人。在电话里，他连珠炮似的向副主编、助理以及他派往世界各地收集故事的年轻记者团队下达指示。“西德最主要的民粹主义者，”对于赖希尔特，久负盛名的左翼自由主义者月刊《时报》（Blätter）编辑阿尔布雷希特·冯·勒克（Albrecht von Lucke）如是评价。
赖希尔特的方针并非只是为了标新立异，更是为了挽救《图片报》的核心承诺：亲美、亲北约、亲以色列，亲资本，支持经济紧缩，以及反俄、反华。按照《图片报》的世界观，对抗左派的最好方法是将其诉求定性为极权主义，而对抗极右势力的最好方法则是消除其抱怨。虽然《图片报》的刊文很少引起德国极右翼势力另类选择党的反感，但赖希尔特将该党视作对他重塑德国政治舞台的威胁。他告诉我：“我们不希望跟那些另类选择党的蠢货有任何关系。消灭他们的方法就是在德国的政治主流之中为选民腾出空间。”
从少年时代开始，赖希尔特就梦想成为《图片报》的主编。我问他，为什么一个像他这样的人，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汉堡——当时德国各地大多数师生仍认为《图片报》十分激进——却会产生这样的野心。“我出生于一个新闻记者家庭，”赖希尔特对我说，“在我家，阿克塞尔·施普林格是英雄，而海因里希·伯尔是敌人。” 彼时的汉堡，财力雄厚，也是德国战后无政府主义者聚集地之一。赖希尔特在马萨诸塞州一所寄宿学校完善了自己的英语后，他对《图片报》的年轻记者满怀憧憬，将其视作反抗80年代汉堡左翼乌合之众的资本主义骑士。
《图片报》主要的攻击目标仍然是德国的政治正确人士（Gutmenschen），素食主义者、环保主义者，以及被视作德国繁荣经济寄生虫的68年学生运动参与者。最近，该报也将目光转移到了默克尔和她的政党——欧洲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后称基民盟）上。左翼日报《Tagezeitung》的小说家兼专栏作家，法特玛·艾德迈尔（Fatma Aydemir）说：“《图片报》一直以默克尔为目标，但它目前对难民和各种少数族裔的看法无疑是另类选择党论调的翻版。”在默克尔的政党或其他政党没有面临严峻挑战的情况下——默克尔担任总理已有14年之久，其任期长度仅次于科尔和俾斯麦，《图片报》试图使自己成为唱反调的一方。然而，任何民粹主义者都会认识到，他们难以说服德国人相信，默克尔非常成功的危机应对措施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动力。“我们是老百姓的声音，”赖希尔特说，“如果没有我们，他们真的会认为整个体系都对他们不利。”
我问赖希尔特为什么会在本职工作之外举办读者聚会，他告诉我：“《图片报》就好像是德国人生活中最后的营地，它是能够使人们聚在一起的最后一件事。”一份报纸将一个原本致力于“共识政治”的国家数十年间分化为两个阵营：读《图片报》的人，以及讨厌《图片报》的人，而读者聚会无疑是对这一现象的有趣观察方式。赖希尔特用看似真诚的方式传达出这一冠冕堂皇的意图。
赖希尔特说：“必须承认，《图片报》在战后德国生活的三个主要问题上是正确的。我们支持以色列，但国际主义左派并不赞成这一点。我们支持美国，但学生抗议者并不想如此。而且我们与哈贝马斯、君特·格拉斯那些左翼贵族不同，我们坚信，德国的再统一是有可能的。”确实，《图片报》对清除东德挥之不去的左翼乌托邦残余、重拾德国统一很有信心。尼格迈尔告诉我：“德国左派在1980年代基本上放弃了德国统一。他们的事业对他们而言几乎变成了奇谈怪论。与此同时，施普林格集团在柏林墙对面建起了《图片报》总部——现在，它坐落于柏林市中心。《图片报》因而有资格声称：‘我们从未放弃过。’”
《图片报》的阅读体验宛如品味花边新闻的糖果大战，耳边则是头条新闻的叮当作响。按照惯例，丑闻都被放在头版头条，但在现在的《图片报》中，相较于名流八卦而言，兜售恐惧似乎更为重要：“德国最危险的帮派头目再次获释”正是典型的《图片报》头条。除封面报导之外，首页还会列出美元汇率和黄金价格，以及当日的“赢家”和“输家”。查尔斯王子曾荣膺头版“输家”——根据有组织犯罪与腐败报告计划（Organized Crime and Corruption Reporting Project）报导，查尔斯王子的慈善机构有可能从俄国人手中收受贿赂。（《图片报》注明：“皇家赚黑钱！”）俄罗斯外交大臣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也曾是“输家”，他声称德国政府正在组织“大规模的、多方协调的暗箱操作”，以此在俄罗斯境内制造谣言。（《图片报》评论：“胡说八道！”）而头版上的“赢家”则往往是做成了大生意的商人或对孩子友善的名流。
《图片报》最荒诞的部分通常被安排在第三或第四版，配以赖希尔特的王牌记者保罗·朗兹海默（Paul Ronzheimer）的报导。在这一版上，可能会有朗兹海默以巴西林火或香港街头斗殴为背景、在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或叙利亚难民面前摆出的种种造型；还可能会有朗兹海默向可怜的希腊人发放假德拉克马、以鼓励他们离开欧洲的场景。在这张来之不易的巨幅自拍之下，稿件仿佛只是小段的碎片化文字，似乎在宣告：这就是《图片报》！冯·勒克说：“朗兹海默确实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他使《图片报》的读者感到他们所阅读的报纸遍布全球、无处不在。”
作为主编，赖希尔特更多地将自己视为情感兜售者，而非新闻传播者。他告诉我：“新闻所关注的问题本质上在于情感，但这个国家里所有其他媒体似乎都已经忘记了这一点。”赖希尔特很喜欢指出那些更“受人尊敬”的德国媒体的共同幻想。“以默克尔为例，”他说，“人们面前的她只是一个彻头彻尾平庸无奇的人，但新闻界却在她周围营造出了一种精致的想象，比如说宣传默克尔私下里有几分粗野的机智（实际上并非如此），以及宣传她聪明绝顶（这一点也是编造的）。她只是能辨识出政坛风向罢了。”
对于赖希尔特而言，默克尔代表了德国社会的非政治化，而非政治化的过程掩盖了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断层。在近二十年中一系列决定性时刻，默克尔巧妙地从政敌脚下偷偷夺走了后者用以立足的基础。2003年，她在基民盟党内逐步推行新自由主义方针，但两年后当新自由主义方针在民意调查中表现不佳之时，她又开始引入社会民主主义的方针。福岛核电站事故后，默克尔一夜之间变成了反核人士。针对2015年夏天进入德国的100万移民，默克尔采取的措施被广泛视作实用主义原则的表现——总理抓住机会对德国历史过错予以补偿——但即便如此，默克尔也仔细权衡了德国的舆论，在中产阶级对难民的热情消退后立即加强了对难民的立法。如左翼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斯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所述，默克尔乃是“一个后现代政治家，却对原则和人民都怀有前现代的马基雅维利式轻视”。
非政治化转变已然使得德国的政治制衡变得更加困难，而赖希尔特将恢复前默克尔时期的分裂视为自己的职责。为此，他使《图片报》成为了对默克尔最严厉的批评家的扬声器。2018年9月上旬，在撒克森州开姆尼茨发生极右翼暴力示威之后，赖希尔特约见了德国情报部门负责人汉斯·格奥尔格·马森（Hans-Georg Maassen），并在《图片报》为马森提供了发言平台，马森得以公开反对传闻中默克尔在开姆尼茨开展的“移民狩猎行动”。这一举动使马森被免职，但也使他成为德国右翼最有声望的名士之一。
然而，默克尔党内右翼批评家的真正麻烦在于，默克尔仍然是国内最受欢迎的政治家——在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她的支持率达到80％，远高于那些与她关系紧密的欧洲国家首脑。同时，这些国家首脑的政治立场——即排外的新自由主义，强调资本的自由流动而非“不受欢迎的”人群的自由流动——得到了德国另类选择党的大力吹捧。若想要恢复右翼党派的发言权，尚需付出一定的努力。
很难想到任何一个机构能像《图片报》一样，与联邦共和国的历史如此紧密相连。今天一些德国年轻人对报纸的第一印象来自于君特·瓦尔拉夫（Günter Wallraff）尖刻的揭露文章《头版头条》（Der Aufmacher），这篇文章在出版40年后仍出现在数所中学的教科书中。1977年，瓦尔拉夫潜入《图片报》暗访，原以为能揭露该报新闻造假的行径，却发现了一群愤世嫉俗的公共活动家，致力于为战后德国的经济繁荣摇旗呐喊。
君特·瓦尔拉夫，手持一张戏仿20世纪70年代《图片报》的海报
去年，我在瓦尔拉夫位于科隆埃伦费尔德（Ehrenfeld）采光良好的工作室里与他会面。“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图片报》完全掌控了媒体，也没有什么办法改变这一事实，” 瓦尔拉夫在他的工作室里边打乒乓球边对我说。“如果你敢成为他们的敌人，他们就会把你变成恐怖分子。”
我们回到瓦尔拉夫的工作室中，工作室里已有了最新一期的《图片报》，标题是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的发型：“这把拖把统治了英国”。“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看过这份报纸了，” 瓦尔拉夫告诉我，“但能看出它的论调变得文明了。你应该也读到过，上世纪70年代（《图片报》刊载的）那些支持希腊和智利独裁、支持种族隔离的文章。”
对于许多德国人来说，瓦尔拉夫仍是一个英雄人物，他们记得《图片报》曾与1968年的学生抗议者为敌——称他们为“暴徒”、“激进危险”和“左派学术法西斯”。该报的主要攻击目标之一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激进主义者鲁迪·杜契克（Rudi Dutschke），此人于1968年在柏林遭到受马丁·路德·金谋杀案启发的右翼狂热分子枪击。在袭击发生前几天，《图片报》曾将杜奇克称为“头号国家敌人”，也曾将“立即阻止杜契克！”之类的新闻搬上头条。枪击事件发生后，成千上万的人走上柏林街头，高呼：“《图片报》是共犯！”杜契克因这次袭击遭受了脑部损伤，并在数年后因伤死亡。
“20世纪60年代的西德是一个完全专制国家，”杜奇克的遗孀，格蕾琴·杜特克·克洛泽（Gretchen Dutschke-Klotz），在今年年初和我在柏林会面时如是说。这位女士撰写了多本关于1968年事件的著作。“《图片报》是当时德国的象征。” 杜特克·克洛泽同意瓦尔拉夫的观点，认为如今的《图片报》已变得更为温和，当年的学生抗议者终于取得了胜利。“那时社会中充满了纳粹分子，”她说，“那时的人们，除了魏玛共和国之外，几乎没有接触过民主国家政体。现在的《图片报》在文化领域败局已定，特别是考虑到女性在当今社会或气候政治中地位的话。”
但是在60年代，也有其他人持不同观点：他们正目睹着社会不可逆转地为《图片报》所侵蚀。海因里希·伯尔为谴责《图片报》撰写了三本著作，其中包括他的一部文学杰作——《丧失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他认为，该报不仅毒害了公共生活，还用“粗俗的俚语”破坏了德语本身。他在1972年写道，《图片报》“不再是隐性法西斯主义或类法西斯主义，而是赤裸裸的法西斯主义本身：煽动、谎言、废话”。
西德强硬左派中的代表者、红军旅及其领袖乌尔丽克·梅茵霍芙（Ulrike Meinhof）使得对《图片报》的批评又推进了一大步。1972年5月，在呼吁没收施普林格集团财产、针对该公司举行公开听证会之后，红军旅爆炸袭击了施普林格集团办事处，炸伤至少17人。梅因霍夫宣布袭击事件是以该报受害者的名义发起的：共产主义者、巴勒斯坦人，外国工人。“（红军旅）他们还能攻击谁？” 杜特克·克洛茨对我说，“难不成是柏林市长？他已经为攻击学生抗议者道过歉了。《图片报》是显而易见的攻击目标。”
《图片报》前主编凯·迪克曼
在冷战后，《图片报》变成了名人八卦小报，原来的反对者也因而能够将其视作无害的去政治化文化，而非自行其是的意识形态领袖。2001年至2015年间担当该报主编的凯·迪克曼（Kai Diekmann），巧妙地展现了默克尔时代德国保守主义的矛盾。作为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的忠实信徒，迪克曼想保持德国作为欧洲主要全球化收割者的地位，利用其他欧元国家被削弱的货币优势保持其出口模式，同时也冲击了德国境内全球化的表现。
2007年，迪克曼发表了一篇长文，抨击了德国右派的罪魁祸首：穆斯林人士、多元文化自由主义者与环保主义者。迪克曼认为，由默克尔与社会民主党的长期联盟导致的、为左翼势力所掌控的政治共识，必须由精英领导下的民粹主义运动所战胜，德国保守派才能够恢复昔日的辉煌。他的梦想是恢复旧日德国的良好价值观，与此同时保持德国经济的主导地位。迪克曼看好默克尔的国防部长卡尔·西奥多·祖·古滕贝格（Karl-Theodor zu Guttenberg）担当这一运动的政界门面，此人无可挑剔的贵族资历以及TED演讲者一般的成功人士形象，使他成为德国沉默的大多数人眼中理想的贵族领袖。但是在2011年，当古滕贝格被曝博士论文抄袭后，他的名誉一败涂地，迪克曼的梦想也就此破灭。
2018年，在塔尼特·科赫（Tanit Koch）试图将《图片报》转向温和派、亲默克尔阵营之后，赖希尔特接过了主编的职位。（科赫曾在德国新闻网站上对她的离职颇有微词，她觉得自己没有得到施普林格集团首席执行官的支持。）在赖希尔特任职期间，《图片报》迅速成为反对默克尔的一记重锤。《图片报》再一次成为了公众质疑的引导者和反映者，该报热切关注的领域包括德国汽车工业和军火工业。例如，关于最近叙利亚争端的进展，《图片报》的政治版主编曾发推讽刺：“终于！豹2主战坦克抵达伊德利卜省，可能很快与阿萨德方的俄国坦克（T-55、T-62、T-72和T-90）战场相遇。为了开动德国坦克，一如既往地需要土耳其人。”[1]
在德国媒体高层人士中，赖希尔特以其在推特上的好斗而闻名于众。时至今日，他已在推特上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在推特上是什么都赢不了的，”他像一个正在戒毒的瘾君子一样悲哀地告诉我。在推特上，哪怕赖希尔特按照漫威宇宙法则评说世界大事，人们也会对他深信不疑：无论是称赞“逃亡者”斯诺登是“全球恐怖主义的英雄”，抑或称特朗普暗杀苏莱曼尼少将是“让世界上少了一个恶棍”。
对于一些非民粹主义的立场，赖希尔特有原则地进行采用。尼格迈尔说：“他已经把反普京、亲北约、亲以色列的立场置于德国标准之外。”但是，《图片报》正在尝试不断改变大部分内容，以此充分利用大众的不满，而非按照预设向大众灌输观点。例如，2015年默克尔不对叙利亚难民关闭边境，赖希尔特本人曾多次为她的决定辩护，称之为道德上的“明智之举”。但《图片报》竭尽全力将移民与犯罪联系到一起，要求将移民都驱逐出境。在环境问题上，有一天《图片报》或许会对默克尔在2038年前关闭燃煤工厂的呼吁失望透顶（“煤厂关闭令会让我们付出代价！”刊出类似的文章，探讨可能的失业现象）。但是，人们也会读到像“我们的政府官员正在破坏环境！”这样的文章，文中详细探讨了德国官员每年在柏林和波恩各部之间的频繁通勤，以及其乘搭飞机多达200,000次的事实。正如默克尔本人一样，赖希尔特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天生就不愿让危机浪费掉。
我采访过的几位德国记者都将赖希尔特对《图片报》政治性的高度关注归结为抵制读者人数不断下滑的拼死尝试。赖希尔特告诉我，他崇拜的人之一是战后保守派传奇政治家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Franz-Josef Strauss），此人以其政治口号而闻名：“绝不认同基督教社会联盟的正当性”。当下，《图片报》的竞争对手来自布赖特巴特网这样的新闻博客。为了超越这些新闻媒体，《图片报》尽己所能地用几乎与之相同的论调发表类似的文章。有不止一例证明，这些新闻都是编造的。2017年，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了一群阿拉伯男人在法兰克福的一处餐馆殴打妇女的事件，后来经警方确认，此事纯属子虚乌有。
在国际关系方面，《图片报》赞同德国著名中间派自由主义者的观点，认为德国必须在世界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阿尔布雷希特·冯·勒克说：“人们能看到他们总在不断地呼吁德国介入行动，但对随之而来的责任毫无概念。无论将德军部署在哪里，哪怕是在可以想到的最人道主义的任务中，当第一批士兵参战时，谁会率先为他们大声疾呼呢？谁会要求政府立刻撤军，谁会去批驳决策的错误性？必然是《图片报》。可想而知。”正是出于同样的心理，今年早些时候，巴伐利亚州的一名另类选择党人士在推特上反对新冠导致的啤酒节停办——此人后来继续起诉罗森海姆市，因为啤酒节举办后新冠感染病例数量有所上升。
起初，新冠病毒大流行将《图片报》和德国右翼打了个措手不及。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回应危机之后，默克尔似乎得以免受批评。《图片报》便将重点转向了中国。4月赖希尔特公开致信北京方面，要求其就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经济影响赔偿1,490亿欧元。赖希尔特在公开信中写道：“你们关停了所有批评你们统治的报纸和网站，却没能关停兜售蝙蝠汤的小摊贩。”这一惊人之举在全世界登上新闻头条，并且不出所料地激怒了中国驻柏林大使馆。（施普林格公司首席执行官亦执笔了一封比《图片报》刊文更为宽泛的文章，呼吁西方国家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该文章在施普林格出版社颇受尊敬的《每日经济报》上发表。）在民粹主义的脉络之下，正是这种与地缘政治迅速而松散地产生联系的意图，借阿尔布雷希特·冯·勒克的话，使得《图片报》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这并不意味着《图片报》忽略了国内的舆论战场。例如，四月的一篇头条写道“疫情限制之下，仍有300人在清真寺集体祈祷。” 另一条写道：“为避免斋月期间的混乱教堂被关闭。”）
时至五月下旬，当公众的不耐烦伴随着学校和商店的关闭日益积累，《图片报》无法再依靠以前的几只“替罪羊”获取关注，它因而改变了自己的策略。《图片报》将攻击目标转向德国首屈一指的病毒学家——克里斯蒂安·德罗斯滕（Christian Drosten）。由于媒体的采访宣传和默克尔政府咨询专家的身份，他出人意料地一夜成名。5月25日，《图片报》一位记者给他发了封电子邮件，声称其他专家对他关于新冠病毒的最新研究提出了严重批评，要求德罗斯滕在一小时内做出回应。德罗斯滕反而在推特上公开曝光了这封邮件，并且表示他有“更有意义的事情要做”。随后《图片报》发表文章，试图借统计上的微小差异扩大对德罗斯滕名誉的公然攻击，此举反而遭遇了强烈的反对。德国媒体界进行了联合抵抗：#Ichhabebessereszutun（#做更有意义的事）成为了热门话题。曾在《图片报》工作的前政府副发言人的格奥尔格·施特雷特（Georg Streiter），尽管仍是《图片报》的拥护者之一，却评价这次抵抗是对他人毫无根据的诽谤，并将责任全部推给了赖希尔特。他表示：“这就像养狗看主人一样，问题通常在牵着狗的人身上。”
德国总理默克尔
明年几乎可以确定是默克尔担任总理的最后一年。她已经放弃了基民盟主席的职位。当去年为确定继任者而争斗时——特别是为确定谁将担起主席的职责——赖希尔特个人更看好百万富翁弗里德里希·默兹（Friedrich Merz），而非默克尔选择的继任者安妮格雷特·克兰普-卡伦鲍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但赖希尔特急忙指出，默兹并未在《图片报》得到特殊待遇。“我希望默兹取代默克尔吗？或许如此。但毁掉默兹的时候我们犹豫过吗？没有。正是《图片报》组织了那次对他的竞选活动而言致命的访谈，默兹在那次访谈中声称，虽然自己家财万贯，但仍然属于中产阶级。破坏的力量是《图片报》最有价值的武器，我不会出于任何目的牺牲它，哪怕是为了我个人的政治偏好。”这句话说得很动听，但赖希尔特诉诸于新闻原则的举动似乎是为了方便掩饰访谈所导致的、不可预料的后果。
随着默克尔的离任即将到来，政治中心已经酝酿起了一场斗争，地区长官们试图通过攀比抗疫工作的全面性来彼此较劲，以此在仍能决定德国政治的老选民面前展现自己。面对这样的政治前景，赖希尔特很是乐观。他告诉我：“特朗普已经证明了一切皆有可能——事实如此。未来绝不应当由环保党派和幼稚的抗议者来决定。”
但《图片报》几乎不可能让尘封多年的保守统治重新登台。《日报》（简称Taz，原名Die tageszeitung）的媒体评论家塔尼亚·马丁尼（Tania Martini）说：“我们必须寄希望于，《图片报》的激进化，就像世界范围内独裁者的崛起一样，只是家长制思想的苟延残喘。”新冠大流行期间《图片报》的污蔑未能使默克尔及其科学家脱离正轨，这表明德国公众目前基本上不愿偏离稳定路线。《图片报》作为默克尔主要批评者的地位岌岌可危：对默克尔政府最严厉的批评不再源自任何旧有的政治平台，而是以一位现年27岁、蓝色头发的网红的形式出现。此人用一段长达55分钟、注释丰富的视频谴责了德国政治制度在气候治理、福利和移民问题上的黑历史，这段视频在Youtube上点击量超过一亿七千万次。
去年夏天，我上一次在赖希尔特的办公室和他见面时，他聊到了他心目中的敌人。“普京算是其中的一个，”他说，“普京想削弱德国的政治机制、干涉我们的选举。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生活的国家完全是垃圾——他已经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了一堆垃圾——所以他希望其他国家也降到同等水平，这样就不容易看到他灾难般的政绩。”
“然而德国只有这样一个怯懦的领袖，她任凭普京和阿萨德肆意践踏整个西方自由秩序。这些人希望使德国的汽车业陷入停滞、冻结柏林的租金、使经济陷入困境，并且阻挠德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任何举动。我记得报道叙利亚战争回来后，我与国防部的一些人会面。我说，我们应该在叙利亚北部建立一个禁飞区。如有必要，即便不结盟也要实现这件事。但是在德国，没有一个手握重权的人知道应当如何使用权力——他们甚至不想去运用权力。”
“那《图片报》呢？”我问。
赖希尔特笑着说：“有了《图片报》，事情就大不一样了。”
[1] 原文：“As always, it takes a Turk to use a German tank for what it was built for.”德国的土耳其裔人数众多，大多来自于以往的“客籍工人人群”，他们受雇“代办”德国人的建设/发展，其权益往往不受重视。左翼群体自然一直抨击右翼倾向的政府对劳工政策的暧昧态度，还有对工人权利的漠视。此处《图片报》讽刺德国人将脏活累活拱手甩给外籍工人的黑历史。
翻译文章：
Thomas Meaney, Bild, Merkel and the culture wars: the inside story of Germany’s biggest tabloid, The Guardian, July 16,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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